“保民，分为两条道路……”张越其实也早就想将自己的想法，抖落一点出来了。
事实上，在汉室这个承上启下的特殊时代，是最适合开山立派的时代了。
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战国的诸子百家的先贤们已经完善的非常厚实了。
诸子的思想和理论多到，哪怕是后世的社会，也能受益匪浅。
儒法黄老墨名杂各派的先贤们，从三百六十个角度分别探讨过各种不同的制度和社会构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
譬如，杂家的傻瓜们，曾经设想过依靠‘众人之智’和‘天下人的力量’来改变世界，终结乱世。
吕不韦那个大反贼，甚至敢于说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不过，杂家的先贤们的尝试，被秦王政的铁拳砸了个稀巴烂，证明了没有强权和枪杆子支持的制度，连发芽的机会都不会有。
杨朱学派的大能们也尝试了一把‘自由主义’，以个人自我为核心，要他们牺牲，就是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若有好处，拼了命也要混到。
然后，就被儒家和法家联手起来教做人。
甚至就连古典社会意义下的‘封建社会主义’，墨家的先贤们也尝试了。
还建立过许多由墨家主导的基层社会，大约就和后世北美那票空想主义者一样，结果自然也是一样——他们失败了。
于是，在这些人失败的基础上，法家、儒家和黄老学派脱颖而出。
成为了战国数百年各种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竞争下的胜利者。
及至今日，儒家的公羊学派与法家的力量渐渐结合，儒皮法骨事业蒸蒸日上。
至少在现在，儒法联盟依然牢不可破。
《商君书》《韩非子》等法家经典，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太学的书籍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董仲舒生前除了在《公羊春秋》和《尚书》上造诣高深外，还是当世公认的《商君书》研究大能。
若无后世谷梁学派的崛起以及盐铁会议、白虎观会议等的召开，儒皮法骨事业恐怕能走到天荒地老。
而黄老思想，却在这三四十年中渐渐沉沦。
若一切不变，大约再过个几十年，就会有些方士术士，捡起黄老学派留下的躯壳，自己脑补一番，于是形成了最初的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