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怎么不高兴？“
他没有回答。他确实不高兴——可他也没法跟她说清楚。他没有撞到人，也没有做错什么；他做的是最优的选择。可这半年他第一次发现，“最优“这两个字拿到人面前，会变成一堵墙。
刚比赛完那几个晚上他睡不好。
他半夜醒过来，会不由自主地把手搭在被子上，像握着方向盘；有两次他甚至坐起来，闭着眼把那个右弯“走“了一遍——不是后悔，是复盘。他一遍一遍地计算：六十公分够不够、七度对不对、二分之一油门给少了还是给多了。计算到最后他发现自己每一次得出的结论都一样：那一穿是最优解。
他甚至为了这个结论而在心里长长松了一口气。
然后他坐了一会儿，把被子拉回来躺下。
有一晚，他忽然想起自己上一次跟机器说话是什么时候。
那是广州那间铺面，凌晨两点，一台三菱红头机，他说过一句“辛苦了“。那晚他还给自己立了规矩：往后每装完一台机器，都跟它说一句话。
他坐起来，摸了摸床头那台笔记本，又摸了摸行李箱里那副旧手套。
他已经很久没有那样说话过了。
不是他忘了，是他现在不需要。他这半年修车修得又快又准，装完就走；他看人一眼就知道对方要什么，说完就走。他那双眼睛越来越利，利得他自己都不愿意在镜子里多看。
那一晚他起来照了一下镜子。镜子里的人是他：头发短了、瘦了一点、眼睛比以前更深。他盯着镜子看了十几秒，忽然发现自己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平静，是仿佛表情是空白一样的。
他忽然想，如果那晚在弯里他没有穿过去，而是踩了刹车——现在的他会是什么样子？
大概会撞掉半台车，大概会赔钱，大概会被场子里的人笑一阵。可他大概还会记得，自己是为什么刹的那一脚。
他站在镜子前面，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赢下来的不只是那一场车，他还赢下来一种“什么都不用管“的自由。这种自由很轻，也很凉。
第二天他去车行，黄师傅照旧在干活。
“黄师傅。“梁博蹲下来，“你那台水泵换完了吗？“
“还没有。“
“我帮你。“
黄师傅看了他一眼，把手里的活让出来一半。梁博蹲下去，接过来，一颗螺丝一颗螺丝地拧。他拧得很慢，慢到黄师傅都看了他两次。
换完那台老车的水泵，他又多做了两件事：把旁边的油管擦了一遍，又把工具按大小摆回架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