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
“人多。“老杨把一颗轴承举在灯下看了看，“人多人少，同你有冇人讲嘢，系两件事。“
梁博没说话。
“我喺广州呢十年，“杨真和把轴承放下，“开头都系一个人。后来有你。你走咗，又系一个人。“
“你要是早说……“
“讲嚟做咩。“老杨摆了摆手，“你迟早要走嘅。你留喺呢间铺头，一世都系帮人换机油。“
两个人一直坐到后半夜。
杨真和讲了很多旧事：他二十几岁在澳门的码头做事，那地方每天有船来船往，油、货、人，什么都掺在一起；他跟着一个老板跑了十年，后来老板出事，他跑到香港。他讲这些的时候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事。
“你后悔吗？“梁博问。
“后悔咩？“
“跟那个老板。“
杨真和想了一会儿。“我唔后悔跟佢。“他说，“我后悔嘅系，佢出事嗰阵，我走咗。“
梁博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第二天早上，他起了个大早，替杨真和把里外的地扫了一遍，把工具按大小摆回架子上，然后才走。出门的时候，老杨正在拆那台变速箱的最后一颗螺丝，头也没抬，只说了句：“路上小心。“
中午的时候，梁博到了陆一鸣那边吃饭。
吃完饭，回到厂里，陆一鸣还讲了一件事。
他说他这些年拆过的机器比修过的多。有人觉得拆是破坏，他不是这样看——他说一台机器真正的样子，只有在拆开的时候才能看得见。装配是“活的“，拆开是“死的“；你要懂它怎么活，就得先看它怎么死。
“你也是。“陆一鸣忽然看着他。
“我也是什么？“
“你现在是装配的那个。“陆一鸣把最后一块零件放回油布上，“你装得快、装得准、装得好。可你没拆过自己。“
梁博愣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