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了七声,那边接了。
“喂。“老人的声音很闷,像刚放下手里的活。
“李老师,是我,梁博。“
那头静了一下,“嗯“了一声,没有下文。
“我想问您一件事。“梁博站在车间门口,“有没有哪个地方,肯要一个我这样的人。什么活都行,我不挑。“
那头又是几秒的安静。磁带机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是一首老歌的尾奏。他两年多前在这位老人的办公室里站过——老人是第一个允许他“用数学思维碰引擎“的人,也是第一个说他这双手不该只用来拧螺丝的人。两个月前那场饭局上的风声,李烈听到过;梁博没有去追究那两个月的沉默。
“我这边……“李烈说,“是研究院。进人要政审。“
“我知道。“
“梁博。“老人的声音低下去,“你自己的事,你先想清楚。“
“我在想。“
“嗯。“
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梁博先说了“那我挂了“,然后就真的挂掉了。
他把手机放在工作台上,手心有点出汗。他不怪这位老人——研究院的门上写的是“政审“两个字,不是“手艺“两个字。这世上能替他说一句话的人,要么没有资格说,要么说了就得把自己搭进来。
他甚至想起另外一个人。两年前在香港那间老式粤菜馆里,有位说话很慢的老人跟他说过:日后你要出去跑,这边得有人担保你,来找我。那句话他记了两年,一次也没用上。
那天晚上他在通讯录里翻到香港那个号码,手指停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屏幕按黑了。
那道门是跑车的门。里头这扇门,那句话开不开。
那天傍晚他去了一趟南泰路。
铺面里的灯亮着,两个女人在收最后一笼肠粉。他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两分钟,没有过去。他想起老杨蹲在门口拆变速箱的样子,想起自己第一次在这条街上吃盒饭的样子;那时候他觉得这条街是他自己的。
往回走的时候,路边一家小超市的老板娘认出了他,点了下头。她的目光从他脸上滑到他身后,像在看有没有人跟着他。他走过两步,听见她在后面压低声音跟人说话,听不清内容。
他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十点多,他的手机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