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号房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这件事:那块钢板他留了一年多,一直以为总有一天能拿它换一条命。结果到了这个地方,它只换来半页纸和几个问句。
第一次会见律师是在第九天。
律师是母亲托老家一个远房亲戚辗转找到的。她在广州谁也不认识,只认得邮局和车站;有人跟她说“出这种事要请律师“,她就在车站旁边的旅社里,拿着一本电话簿,一个一个地打。
会见室不大,中间一张长桌,两边各一排椅子,管教站在门边看着。律师姓周,三十出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说话很快,桌上摊着一叠纸。
“你的事我看了。“周律师说,“你的案子已经立了,现在还在侦查阶段,按危险驾驶这条线在办。你名下的车,还有那个车间里的东西,都已经扣了。“
“车也扣了?“
“扣了。车在你名下,是物证之一。“周律师翻了一页,“另外,你车间里的改装件、工具箱、几个硬盘,都在清单上。“
梁博听到“工具箱“三个字,手在膝盖上动了一下。那只箱子跟了他两年多:最上面一层是套筒和扳手,最下面那一层是钢板和照片,中间夹着他自己磨的专用扳手、老杨写的一张调气门间隙的纸,还有那台笔记本的旧备份盘。他这两年多所有的手艺,全在那只箱子里。
现在那只箱子在一张清单上:编号、重量、封条。
“卷我能看到吗?“
“看不到。“周律师说得很干脆,“侦查阶段,律师没有阅卷权。我现在能做的就三件事——会见、申请取保、跟办案单位沟通。“
“我这个事,会怎么样。“
“要看几件事。“周律师把笔拿起来,“第一,你参与多少次、涉及哪些车、拿了多少钱;第二,你有没有前科;第三,你认不认罪、退不退赔。“
“我认我做过的。“
“认罪是个态度,不是一句话。“周律师说,“还有一条叫认罪认罚,可以争取从宽。另外一件更要紧的——你这个情况可以申请取保候审:我先替你问清罪名,再让家里准备保证人。保证人要有固定住处、有固定收入,跟这个案子没有牵连;批下来以后,保证书要在办案机关当面签。“
“能到什么程度?“
周律师没有马上答。他看了看梁博,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我在这个行当做了六年,见过很多人第一次进来就问'能判多少'。我现在跟你说实话——现在谁都答不了你。案子还在走,证据还在核,最后是人在判。你要是想听个数,我可以编一个给你,可那对你没有用。“
“那我现在能做什么。“
“把该说的事一条一条写清楚,退赔的钱先准备着,人别乱说话。“周律师把纸收起来,“还有一句——别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
会见结束以后,他被带回号房。
他在铺上坐了很久,然后做了一件他自己都觉得荒唐的事:他开始在心里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