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去吃饭。“
他们在法院后面一条小街上吃了一碗猪脚饭。店很小，四张桌子，风扇吊在头顶上转，转一圈吱一声。李烈吃得快，呼噜呼噜把饭都吃见底了；梁博吃得慢——他这几天吃什么都吃不出味道，米粒在嘴里就是一粒一粒。
“钱的事，“老人先开口，拿纸巾按了按嘴角，“罚金五万，你得自己去交。交了留着收据，别丢。“
“我知道。“
五万。他把这个数在嘴里含了一下，顺手拿纸巾把碗沿上那点油擦掉。卡上三万多，抽屉里两千，加一块儿三万六。棉被里还压着一万——那床被子是母亲两年前托村里人捎来的，棉花她自己弹的，被套上有一块洗不掉的黄斑，可那一万不能算进来——房租要交，家里每个月要寄，人得吃饭，那是底。三万六。差一万四。他没吭声，把嘴里那口饭咽下去。
“别的我来。“李烈说，“报到、社区矫正那一套，你先去街道那边问清楚。问清楚了照做，不要想着绕。“
“嗯。“
吃到一半，李烈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放到桌子上推过来。纸条叠成小方块的印子还在，摊开，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姓：麦。
“城南那家做台架标定的。“李烈说，“给车企做整车路试和台架标定，四五十个人，不大。老板姓麦，跟过我几年，现在自己也带一班人。我跟他说了你。“
梁博把纸条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李老师，我判完有案底。“
“我知道。“
“这八个月我不能碰同类活动。“
李烈抬眼看了他一下。那一眼不长，可梁博知道老人听懂了后半句——这条线怎么划，得由人来说。
“你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讲。“李烈说，“他问你，你说实话；他不问，你别自己往身上扑。你这毛病我看了好几年了——你把事都往自己身上扑。法院判你是参与非法改装机动车，不是不能从事正当的维修车工作。“
梁博没有反驳。
“还有一件事。“李烈把最后两口饭吃完，筷子搁在碗沿上，“这一年我没去看你，你别记。“
“我没记。“
“记不记是你的事。“李烈说，“我做的是我的事。“
老人起身去付钱的时候，梁博把那张纸条折好，放进外套内袋，用右手按了一下——那道旧疤隔着布硬硬的。
这是他两年来收到的第一张写着“去处“的纸。欠条是债，罚单是罚，退赔单是账，只有这一张，写的是一个门牌号和一个人的姓。
第一次去那家公司报到是一个星期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