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成百分之十五。“
他把屏幕转过去，指尖点着那一行——“系统给油后车速不能超过设定值百分之十“。
“改这一条，风险是什么。“她问。
“它会冲出去一点。“梁博说，“但那样才像真的。“
“像真的什么？“
“像真的在路上跑。“
她看了他两秒，没有拦他。她只把这一笔改动记在自己的本子上，注明时间。
那是那两米之后的第四天。从两米到十米，从十米到二十米；油门给得越来越实，收得越来越晚。那台旧两厢已经能从二层最北头一直走到中间那道水泥坎前，中间不用人碰方向盘。加距离的头三天，问题出得比他们想的多。
先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地面：二层的水泥是三段浇的，接缝处高低差有两三公分，车轮压过去车身跳一下，系统把这个跳当成“路面异常“，自己收了油。另一个是刹车：那台旧两厢的刹车片本来就剩不到三成，连走十几趟以后开始发热，刹停的距离从一米半变到两米。
那副刹车片他换了。新的那副是他从城南市场淘的便宜货，装的时候她把每一片的厚度都量了、记了。
再往后是另一个问题：它记不住远的地方。离车头十米之内它判断得很准，一过十五米就开始“看不清“——它是靠拾音头和加速度计推的，这两样东西在远距离上没什么用。
“这不是它笨。“她说，“是你给它的眼睛太少了。“
“要装摄像头吗。“
“摄像头也不够。“她说，“人在那种路上靠的是一整套东西——眼睛、耳朵、身体，还有脑子里那条路。“
那天他站在那片水泥地上看了很久，忽然想明白一件事：他现在做的这套东西，跟他自己在赛道上用的那套完全不一样。他是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开车；它只靠“已经发生了什么“。
趁着车在跑，他把项目那笔账算了一遍。队里划给项目的八万，到那天为止花掉不到四万：月租一千五，旧车一万二，二手打印机、加速度计、从旧麦克风上拆下来的拾音头、淘来的刹车片和两只旧轮胎。剩下的他一分没动——用四万，留四万。留的那一半是给“万一“的：万一烧了、万一撞了、万一要换一件新的。这笔钱是队里的，不是他的；账得他自己记。
钱可以省，东西可以换，能凑的他全凑了。可有三条他一开始就写在纸上，谁也不能动：车不许上马路；系统不许出现在任何一次正式报名、车检和比赛里；每一趟测试都要留档。他把这三条抄在一张纸上，压在工具箱最上面。
隔了一天，他又改了一次阈值。这一回是百分之二十。
“我加了这个。“他把屏幕转向她，“昨天那两米它有底，今天要让它更大胆一点。“
“你为什么要它大胆。“
“因为比赛的时候没人会等你稳。“他说，“你要是把安全线定得太高，它永远只能在停车场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