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史先生都被他们在公路上当街打死。这上海滩，这南京政府的治下，已经没有道理可讲了。”一位头发花白的物理学教授痛心疾首地说道。
“他们这是在杀鸡儆猴。谁敢说抗日，谁敢反对内战，谁就是这个下场。”另一位实业家紧握着拳头，“我的厂子前天被警察局强行摊派了一笔所谓的剿共军饷，不交就封门。这哪里是政府，这是土匪！”
“诸位。这江南，我们是待不下去了。”
物理学教授站起身。
“留在上海，要么闭嘴当亡国奴，要么被他们暗杀。我们要走。带着我们的学生和机器走。”
“去哪里？”有人问，“现在全中国，哪里还有清净的地方？”
教授拿出一份报纸。那是天津的一家小报，上面转载了一份来自西安的公开明码通电。
通电的内容很简单。
“国家多难，外寇凭陵。西北政务院告全国之学者、实业家及各界仁人志士：西北不问党派，不论出身。凡愿以实业救国、以科学强军、以身许国抗击外辱者。大西北皆敞开大门。”
“在西北，无政治暗杀之恐怖，无官僚勒索之苛政。政务院担保一切人身财产之安全。有图纸者给厂房，有学问者给实验台。共筑西北之工业长城，以待天下有变。”
署名：李枭。
这份通电，在南京政府的高压审查下，并没有在南方的大报纸上刊登，但它通过各种地下渠道，在知识分子和实业家的圈子里传播开来。
“去西安。”教授指着报纸上的名字。
“那里虽然在黄土高原上。但我听说，那里的炼钢炉一天也没有停过。那里的学生在学机械和化学。那里的人，敢在长城外面和日本人开炮。”
几天后。
一场隐秘而庞大的大逃亡，在华东和江南地区悄然展开。
火车站、码头，到处都有穿着长衫的教书先生和带着家眷的工程师。他们辞去了大学的教职，卖掉了工厂的股份。
南京政府的特务在各个交通要道设卡拦截。
但一张更为庞大和严密的网络，接住了这些人。
叶清璇在上海和天津布下的商业网络，以及各地的地下交通线，在这一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伪装成运送棉布的商船，将大批的学者和家属从黄浦江运出，沿海北上抵达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