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的内务部队士兵冷冷地看着他们，但没有上前阻拦，默默地退到了一边。
带队的西北化工专家刘建成拿着清单，走进了核心实验室。
“一号小组，去资料室。所有的配方手稿、反应釜的压力温度曲线记录，一张纸片都不要留下。全部用防水油纸打包，装进铅封铁皮箱。”
“二号小组，负责设备拆解。”
刘建成指着实验室中央一台结构复杂的铂铑合金高压催化反应器。
“小心点。先把连接的管道切断。所有的法兰盘和密封垫做好标记。”
工人们拿出从国内带来的全套标准化工具。扳手、气割机、液压千斤顶。
他们没有像苏联人那样野蛮地用炸药去炸开地基。
几名八级钳工拿着游标卡尺和百分表，在拆解前对反应器的关键配合尺寸进行了精确测量。
“记录，主轴垂直度公差零点零二毫米。法兰连接面粗糙度3.2。”钳工大声报出数据，技术员在图纸上快速标注。
沉重的合金螺栓被逐一拧下。
反应器被大功率卷扬机平稳地吊离基座。
在设备表面，工人们均匀地涂抹了一层厚厚的防锈油脂，然后用粗大的原木将其固定在特制的运输底排上。
这种拆解，是一次深度的物理剖析。
在另一家生产大型光学测距仪的蔡司分厂。
西北的光学工程师们将那些昂贵的研磨机和真空镀膜设备，如同拆解钟表一样小心翼翼地分解。每一个镜片都被柔软的棉花包裹，放入装有硅胶干燥剂的防震木箱中。
这批代表着欧洲最顶尖精密制造和化学合成技术的设备与资料，被装上了长长的军用专列。
列车沿着被苏军控制的铁路线，向着东方一路疾驰。
穿过满目疮痍的东欧平原，越过乌拉尔山脉的余脉。
当这列满载着德国工业核心基因的火车，驶过乌拉尔山，进入广袤的亚洲大陆时。
大西北的工程师们站在车厢连接处，看着窗外倒退的西伯利亚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