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的冬天，第一场大雪将西京市北郊的重工业区覆盖成了一片茫茫的纯白。刺骨的寒风顺着黄土高原的沟壑呼啸而下，吹打在那些高耸的砖红色大烟囱和连绵不绝的厂房外墙上。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片区域是华夏这台国家机器最坚硬的骨骼。无数的钢铁、煤炭和机械设备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送向全国，甚至出口到海外。这里的人们习惯了机器的轰鸣，习惯了准时拉响的上下班汽笛，也习惯了一种从生到死都被国家完全包办的生活方式。
西北第一红星拖拉机制造总厂。
这是一个拥有八万名正式职工的超级国营大厂。如果算上职工家属，这个厂区形成了一个人口接近三十万的庞大独立社会。
清晨六点半，天还没亮。
五十五岁的八级铣工老赵，披着厚重的军大衣，提着一个装满热水的铝制暖瓶，走出了红星第三家属区的单元楼。大雪在路面上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老赵没有直接去车间，而是先绕到了厂区内部的职工公共澡堂。
澡堂里热气腾腾，白色的水蒸气浓得让人看不清对面的人脸。十几个不用上早班的后勤科职工，正舒舒服服地泡在大池子里，互相搓着背，大声聊着昨晚电视里播放的电视剧。
“老赵，这么早就来泡澡啊？今天机加工车间不忙？”一个后勤科的干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笑嘻嘻地打招呼。
老赵把暖瓶放在台子上，解开大衣的扣子，眉头微皱。
“车间里的活儿倒是不少，可是组装线那边昨天又停了。说是库房里的成品拖拉机已经堆到了厂区外面的马路上，销售科那边卖不出去，总厂下令控制产量。”
“卖不出去怕什么，咱们是国营大厂，是国家的长子。”干事不以为然地靠在水池边，“上面总不能看着咱们八万人饿肚子。到了月底，工资照样发，劳保用品一样不少。国家有的是钱，南方那些特区不是赚了大把的外汇吗？随便拨一点过来就够咱们厂吃一年了。”
老赵没有接话，他脱下衣服，走进淋浴区冲洗。虽然干事的话听起来有道理，但作为一名在厂里干了三十年的老技术工人，老赵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踏实。
过去的半年里，厂里发工资的日子越来越晚。上个月的工资甚至拖延了十天才发下来，而且原本每个月雷打不动发放的肉票和肥皂票，也被取消了。
上午八点，红星拖拉机厂行政大楼，第三会议室。
厂党委书记和几名副厂长坐在长条会议桌旁。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个人手里端着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搪瓷茶缸，脸色都不太好看。
坐在会议桌主位上的，是新调来不到三个月的年轻厂长，林宇。
林宇今年只有三十九岁。他穿着一件普通的深蓝色中山装，头发理得整整齐齐。在调来这里之前，他曾在南方鹏城特区的一家大型合资机械厂担任过两年的中方副总经理。
在那些习惯了按资排辈的老厂长眼里，林宇身上带着一股南方那种为了利润可以不顾一切的市侩气。
“林厂长，财务科刚才送来了报表。”主管后勤的副厂长掐灭了手里的烟头，语气有些生硬。
“这个月，咱们厂的账上只剩下不到十万块钱的流动资金了。别说买下个月炼钢的焦炭和矿石，就是全厂八万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