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初春，冰雪开始大面积消融。寒风逐渐失去了凛冽的锋芒，被温暖的东南季风一点点推回了北方。西京市的街道两旁，光秃秃的白杨树枝条上，已经隐隐能看到饱满的嫩芽。
成千上万名被秘密运回的顶级苏联专家，被迅速安置在各大保密科研院所。那些用罐头和皮衣换回来的航空发动机图纸、大型水压机数据，正在没日没夜地被输入昆仑超级计算机的阵列中，转化为重工业体系的新一轮图纸。
实体经济的暴增，带来了物流与资金流的海量吞吐。南方的特区工厂日夜不息地将收音机、电视机和纺织品装上远洋货轮，发往欧洲和北美。
三月五日，上午九点。西京市长途电信综合大楼。
这栋位于市中心的灰色大楼，是进行信息交换的核心枢纽。
四十五岁的马卫国满头大汗地挤在长途传真业务的窗口前。他是一家国营机械进出口公司的业务主管。他的腋下夹着一个厚厚的人造革公文包，手里紧紧攥着一叠盖着红章的装箱单和合同报价表。
“同志，我这拨往西德法兰克福的传真，怎么半个小时了还没发出去？外商那边等着确认信用证，晚了一天，这批机床在港口的滞留费就是好几万块钱啊！”马卫国扯着嗓子，对着玻璃窗口里的电信操作员大喊。
操作员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女职工，她戴着厚重的耳机，双手在面前的控制台上飞快地切换着线路插头。她的额头上也全是汗水。
“马主管，您冲我喊也没用！”操作员摘下一边耳机，无奈地大声回应，“跨洋的海底铜轴电缆线路全满了！现在排队的国际长途和传真信号，已经堵到了交换机的缓存极限。刚才好不容易给您接通了法兰克福的节点，数据传到一半，线路噪音太大，信号直接断了。得重新排队！”
马卫国急得直跺脚，他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这叫什么事！咱们厂里造机床，三天就能下线一台。结果为了发几张破纸，得在这里等上一整天！这做的是什么跨国买卖！”
不仅仅是长途传真。在营业大厅的另一侧，办理国际长途电话的隔间外面，同样排起了长龙。许多外贸业务员为了能够在新的一天开盘前与海外客户通上话，甚至带着干粮和军大衣，在电信大楼的长椅上熬夜排队。
大西北在地面上铺设的九州数据通信网，虽然在国内实现了毫秒级的调度，但一旦跨出国境，就必须接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通信网络。
连接亚洲与欧美的海底电缆，绝大多数依然是老旧的同轴铜缆。这种电缆的通信带宽极小，一条粗大的海底电缆，同时只能容纳几千路电话通话。随着华夏对外贸易量的指数级暴涨，这少得可怜的通信带宽，就像是一根纤细的吸管，根本无法吞吐华夏那犹如汪洋大海般的商业数据流。
更为致命的是安全性。
这些海底铜缆的核心节点和中转站，几乎全部控制在美国和英国的手中。华夏发往海外的每一份商业报价、每一份技术参数，在通过这些节点时，都处于完全单向透明的状态。西方的商业间谍和情报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线路上截获电传信号，从而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提前掌握底牌。
咽喉被卡住的窒息感，已经严重阻碍了国家机器的向外扩张。
既然旧的路走不通，华夏的解决方式一贯简单粗暴：自己铺一条更宽、更安全的路。
四月中旬。东部沿海，东海市特种电缆制造总厂。
宽阔的厂区内，一辆辆满载着原材料的重型卡车穿梭不停。与普通电缆厂生产铜线不同，这里的一号特种车间，正在进行着一项大规模制造工程。
车间内部实行着严格的无尘化管理。空气过滤系统发出低沉的轰鸣。
在长达两百米的生产线上，透明的石英玻璃预制棒在高温感应炉中被加热至两千摄氏度以上。融化的玻璃液像一滴粘稠的蜂蜜，在重力的作用下缓缓拉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