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化工厂的车间里，设备在高温高压下运转。
焊缝处的裂纹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慢慢扩展。
直到某个深夜或者白班，一切在几秒钟之内结束。
“田中先生，我需要一份正式的书面证词。”
“把您刚才说的这些全部写下来。”
“包括设备的技术缺陷、不符合日本工业标准的具体条款。”
“以及当年通产省下达封存令的过程。”
“这份证词可以在中国或者日本的官方调查中使用。”
田中一郎把老花镜摘下来，用一块绒布慢慢擦拭镜片。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把眼镜重新架回鼻梁上。
然后把那叠泛黄的检查报告放回档案袋里。
袋口的绳子重新系紧，搁在矮桌的一角。
他拿起桌上那支用了很多年的黑色钢笔，拧开笔帽。
在一张空白的信纸上开始写。
周卿云安静地坐在对面。
看着这位七十三岁的老工程师用钢笔在纸上一笔一划地还原二十多年前。
那个被他亲手判了“死刑”的案子。
客厅里只剩下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偶尔翻页的轻响。
田中写完最后一页。
在签名处端正地签上自己的全名。
又拿起那枚小小的私章在嘴边哈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