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受吗？”苏砚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陆时衍睁开眼，看着她。
“有一点。”他说，“但更多的是恶心。”
苏砚在他旁边坐下，中间隔着一个靠垫的距离。
“你知道吗，”她忽然说，“我父亲破产那天，我去公司找他。那时候我才十二岁，不懂什么叫破产，只知道公司门口围了很多人，有穿制服的，有举牌子的，有骂人的。”
她顿了顿，目光看向窗外，仿佛在看着另一个时空的自己。
“我挤进去，看见他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走了，只剩下一张椅子。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背对着门，一动不动。”
陆时衍没有说话。
“我叫他，他不理我。我走过去，看见他在哭。”苏砚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也是最后一次。三个月后，他跳楼了。”
客厅里陷入沉默。
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车水马龙，和二十年前的那个下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但有些东西，从来不会变。
“所以你这些年，一直是一个人扛着。”陆时衍说。
苏砚没有回答。
她只是看着窗外，看着那些闪烁的灯光，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车流，看着那个永远在奔跑、永远不敢停下来的城市。
“苏砚。”陆时衍忽然叫她的名字。
她转过头。
“接下来这段路，”他说，“你不是一个人。”
苏砚看着他。
他的眼睛里有疲惫，有坚定，有她说不清的东西。那双眼睛她第一次见是在法庭上，那时候她觉得太锋利，太咄咄逼人。现在看，好像没那么锋利了。
“我知道。”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