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荣鼎资本和恒远破产案的关系。”薛紫英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知道周老师当年在案子里做了不该做的事。我还知道——魏明远最近在通过中间人接触你，想要你退出这个案子。”
陆时衍的瞳孔微微收缩。
魏明远通过中间人接触他的事，他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那是三天前的事，一个自称“资本顾问”的中年男人约他在金融街的茶馆见面，开出的条件很简单——放弃对恒远案相关证据的追查，对方可以提供一份年薪千万的“法律顾问”合同，外加一家位于上海的分律所的管理权。
他当场拒绝了。
但他没有想过薛紫英会知道这件事。
“你怎么知道的？”他问。
“因为那个‘中间人’也找过我。”薛紫英苦笑了一下，“他以为我和你还有联系，想让我做说客。他不知道的是，我和你已经三年没有好好说过话了。”
“你答应了？”
“你觉得呢？”薛紫英看着他，目光里有受伤的神色，但很快就被她压了下去，“时衍，我虽然做过很多让你失望的事，但我不会帮人去堵你的嘴。”
陆时衍沉默了一会儿，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清酒是温的，入口绵软，但咽下去的时候有一股灼烧感。
“你电话里说，有关于周老师的重要事情。”他放下杯子，“是什么？”
薛紫英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推到陆时衍面前。
“这是周老师三年前写给我的信。”她说，“我去香港之后，他寄过来的。我一直没有打开过，因为……我不敢看。”
“不敢？”
“因为我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薛紫英的声音有些发抖，“他去香港出差的时候，单独约我吃过一次饭。那天他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关于恒远案，关于魏明远，关于他自己。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在恒远案里选择了沉默。他说他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苏恒远站在他面前，问他‘为什么’。”
陆时衍看着桌上的信封，没有伸手去拿。
“他为什么不自己站出来？”他问，“如果后悔，如果愧疚，为什么不主动说出真相？”
“因为他害怕。”薛紫英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个不愿意被听见的秘密，“他害怕失去一切——名誉、地位、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他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时衍。他教了我们那么多关于正义和良知的道理，但他自己做不到。”
“所以他把真相写在一封信里，寄给你，让你替他做决定。”陆时衍的语气里有一丝讽刺，“这倒是很符合他的风格——永远不直接面对问题，永远让别人替他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