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安静得能听到空调运转的声音，嗡嗡的，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
孙嘉怡低着头，沉默了很久。久到苏砚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她抬起头，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
“苏总，”她说，“你知道我家里的事吗？”
苏砚没有说话。
“我爸在我十二岁那年下岗了。他在工厂干了二十年，说不要就不要了。下岗之后他找了很多工作，保安、搬运工、清洁工，什么都干过。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大部分开销都是他扛着。他从来不跟我们说苦，但我看到过——有一次他半夜起来，坐在阳台上抽烟，抽了一整包，天亮的时候，烟灰缸里全是烟头。”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后来他得了肺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医生说化疗要三十万，我们拿不出来。我那时候刚毕业，工资一个月五千块，房租就要两千。我到处借钱，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只凑了八万。”
她深吸了一口气。
“我爸是去年三月走的。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嘉怡，爸爸对不起你，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
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她没有擦，就那么让它流着。
“苏总，我去年十月在医院的体检报告上，看到了和他一样的指标。”
苏砚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我有百分之六十的概率，在五年之内得和他一样的病。”孙嘉怡的声音依然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做一份工作汇报，“治疗费用，一百万起步。我没有一百万。我的存款只有二十万，加上公积金和保险，最多能撑到五十万。剩下的一半，我不知道从哪里来。”
她看着苏砚。
“三个月前，有人找到我。他说，只要我帮他做一件事，他就给我三百万。三百万。够我看病，够我还债，够我在万一出事的时候，给我妈留一点养老的钱。”
“所以你选了。”
“所以我选了。”孙嘉怡低下头，“苏总，我知道这是错的。我知道你信任我，提拔我，把我从一个小助理变成总监。但我——”
她没有说下去。
苏砚沉默了很久。
她想起四年前第一次见到孙嘉怡的情景。那是在一个产品评审会上，孙嘉怡还是一个刚转正的小助理，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笔记本摊开，密密麻麻地记着会议纪要。会后所有人都在讨论方案，只有她一个人留下来，把会议室里的白板擦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