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什么都没有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公司没了，房子没了，存款没了。他躺在医院里，浑身插满了管子，连话都说不出来。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抓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的肉里，眼睛瞪得很大，嘴唇一直在动，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陆时衍向前走了一步。
“苏砚。”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苏砚的声音终于碎了，“他想说对不起。可该说对不起的人不是他，是那些害他的人。”
她转过身，看着陆时衍。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她从不轻易流泪，这一点陆时衍早就发现了。这个女人可以在法庭上被人指着鼻子骂不还口，可以在董事会上被人拍桌子不红脸，可以在深夜里一个人扛着所有的压力和恐惧，第二天早上照样妆容精致地出现在办公室。
她不是不会哭，她是不允许自己哭。
“陆时衍，”她说，“我带你来看这个地方，不是想让你同情我。我是想让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和解。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我答应过我爸——我会把那些人的真面目公之于众。”
陆时衍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
“我知道。”他说，“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做这件事。”
苏砚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来。她转过身，继续往楼上走。
楼梯的扶手生锈了，踩上去吱吱作响。墙上挂着一些旧照片，玻璃框蒙了一层灰，但照片里的人还能看清。有公司年会的合影，有产品发布会的现场，有领导视察的画面。照片里的人都在笑，笑得那么开心，好像未来是一片坦途，好像所有的苦难都不会降临。
苏砚在三楼的走廊里停下来，看着东边那间办公室的门。
门半开着。
她走过去，推开门。
办公室不大，二十来平米，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柜，一个衣架。桌上什么都没有，抽屉是空的，书柜里也没有书，只有几本发黄的行业杂志，随意地堆在角落里。
苏砚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窗外的视野很好，能看到整个院子和大门外的巷子。她想象着父亲站在这里，看到她从车上下来，脸上露出那种她再熟悉不过的笑容——那种“我女儿来了，什么事都不重要了”的笑容。
她的手搭在窗台上，指尖触到了什么东西。
是一行刻在窗台内侧的字。
她低下头，凑近了看。
字迹很浅，像是用钥匙或者指甲刻的，笔画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很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