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标停在那个日期上，一闪一闪的，像一颗小小的、在跳动的心脏。窗外的城市已经睡了，连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声都变得稀薄。整个房间安静得像沉在水底。只有冰箱压缩机偶尔嗡地启动，又嗡地停下来。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苏砚的声音很轻，“如果十年前他们就在一起谋划，那这些年，他们吞掉的肯定不止我父亲一家公司。”
“不止。”陆时衍说，“韩则鸣的发家史，就是一部企业破产史。他专门找那些有核心技术、但现金流紧张的中小企业。先放贷，再收贷，逼到死角，最后用白菜价把专利和技术团队打包收走。他手里有一个专门做这件事的团队，叫‘清道夫’。”
“你导师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法律顾问。负责让这一切看起来合法。”陆时衍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太平了。像一个医生在宣读一份他已经看过无数遍的病危通知书。
苏砚看着他。灯光从侧面照过来，把他的脸分成明暗两半。亮的那一半在光里，暗的那一半隐在阴影中。他的眼睛落在暗处，看不清里面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三年前。”陆时衍说，“我接手了一个案子。一家做工业软件的小公司，被韩则鸣用同样的手法吞了。创始人跳了楼。没死成，高位截瘫。我去医院见他，他躺在床上，脖子以下都不能动。他跟我说了一句话——陆律师，你知道你师父是什么人吗？”
“然后你就开始查了。”
“嗯。”陆时衍把杯子往她那边推了推，“我查了三年。查到的越多，越觉得自己可笑。那些我引以为傲的胜诉，那些我在律所年会上被表彰的经典案例，背后全是血。”
苏砚把那杯水端起来，喝了。温度刚好，不烫不凉。她喝了一大口，水从喉咙里流下去，在安静的房间里发出很轻的吞咽声。
“我父亲破产那天，也是十一月。”她说，“不是十一月十七。是十一月二十三。差六天。那天他回家的时候，没有像往常一样换拖鞋。就穿着皮鞋走进来，皮鞋上全是泥。我母亲问他怎么了，他没说话，走到书房里把门关上了。关了一整夜。”
“你在哪儿？”
“我坐在书房门口。坐了一整夜。”苏砚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壁，“第二天早上他出来的时候，看见我坐在地上，蹲下来抱了我一下。他说，砚砚，爸爸对不起你。那是他最后一次抱我。一个星期后，他在公司的地下室里烧炭自杀了。”
她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一个别人的故事。
陆时衍的手伸过来，覆在她的手背上。他的手很大，把她的手整个包住了。掌心是热的，指节上有常年握笔磨出来的茧。苏砚没有抽手，也没有反握。就那样让他握着，像两只在冬天里依偎取暖的鸟。
过了很久，她开口了。“陆时衍。”
“嗯。”
“如果有一天，站在法庭另一边的人是你导师，你能做到吗？”
陆时衍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桌上那盏灯。灯罩上有一道很细的裂纹，光从裂纹里漏出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极淡极淡的弧线。
“我准备了三年。”他说，“不是为了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