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紫英昨晚给我打了电话。”他说。
苏砚的手停了一下。很短，短到如果不是一直在看她根本不会发现。然后她继续端起自己的杯子，喝了一口。“说什么。”
“她说导师昨天下午去了一趟城西的仓储区，见了一个人。她没拍到那个人的正脸，但拍到了车牌。”
“查了吗？”
“查了。车是租的，登记在一个已经注销的公司名下。公司的最后一位法人代表——”陆时衍顿了一下，“叫周广田。”
苏砚的瞳孔微微收缩。
“我爸以前的财务总监。”
“对。”
“他不是——”
“不是。你爸破产之后，他去了另一家公司做会计。三年前退休，住在城南一个老小区里。每天早上七点去公园打太极，九点买菜，十一点做饭，下午打麻将，晚上看新闻联播，九点半准时睡觉。生活规律得像课程表。”
苏砚的手指在咖啡杯上轻轻敲了两下。“导师找他干什么？”
“不知道。但一个退休三年、跟你父亲公司破产案有关联的老会计，忽然出现在仓储区，跟导师见了面，这件事本身就不对劲。”
苏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帮我查一个人。周广田，六十二岁，退休会计。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银行流水、出行记录。越快越好。”她挂断电话，把手机扣在中岛台上，屏幕朝下。
“你怀疑他——”
“我什么都不怀疑。”苏砚打断他，“我只是不想再被人搬走东西。”
这句话像一枚钉子，很小，但钉得很深。陆时衍没有接话。他知道有些话不需要接，只需要听着。就像昨晚她讲钢琴和出租屋的时候，他做的也只是听着。
窗外的天色从蟹壳青变成了鸭蛋青，又变成了一层薄薄的橘红。城市的轮廓从黑暗中浮现出来，楼房的棱角、桥梁的弧线、远处山脊的起伏，像是有人用淡墨在宣纸上一点一点勾勒出来的。
“陆时衍。”
“嗯。”
“你昨晚说的那句话，我想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