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按照他指的路拐进一条老街，在一家亮着昏黄灯光的铺子前停下。铺面不大，门口支着几张矮桌，只有一个老人在砂锅前忙活。陆时衍熟门熟路地跟老人打了个招呼，要了两份虾蟹粥。老人看了苏砚一眼，又看了陆时衍一眼，忽然咧嘴笑了笑，用潮汕话说了句什么。苏砚听不懂，但陆时珩的耳朵尖泛了一点红。
“他说什么？”
“他说——你这个‘朋友’比照片上好看。”
“你给他看过我照片？”
“没有。他是在八卦新闻里看到的。上次我们开庭被拍的照片传得到处都是。”
粥端上来了。砂锅里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虾蟹的鲜味混着姜丝和白胡椒粉的热气扑上来，霸道地把一整天庭审、绷带、威胁、旧账全都盖住了。苏砚舀了一勺送进嘴里，烫得嘶了一声，但没舍得吐出来。
“比士力架强。”她含糊不清地说。
“那是当然。”
吃完粥，陆时衍去结账的时候，老人又笑眯眯地说了一句什么。这次苏砚注意到陆时珩的耳朵整个红了。回来的时候，苏砚问他：“这次又说什么？”
“不告诉你。”
“说。”
“他说——‘你女朋友吃东西的样子很认真，是个好人。’”
苏砚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面前那只被刮得干干净净的砂锅。她吃东西确实很认真。从小到大，没有人教过她要细嚼慢咽——父亲跳楼之后，她被送到寄宿学校，食堂抢饭的规则就是吃得快才能吃饱。后来创业，吃饭时间是按分钟计算的。没有人说过她吃东西的样子好看，更没有人因为这个判断她是“好人”。
“走吧。”她站起来，把外套搭在没受伤的那边肩膀上。
回到车上，夜已经很深了。城市的霓虹一盏一盏熄灭，只剩路灯孤零零地亮着。车子开到苏砚公寓楼下，她熄了火，但没有马上下车。档案袋放在后座上，明天一早就要送进律师楼的保险柜。白崇山的名字在档案袋里安静地躺着，像一个还没引爆的雷。
“陆时衍。”
“嗯？”
“我今天在法庭上说，我不相信任何人。”她顿了顿，“这句话现在改一下——我开始相信一个人了。”
陆时衍没有马上接话，他看着她的侧脸，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了一句后来苏砚记了很多年的话，声音很轻很随意，像是顺口溜出来的：“一个人就够了。剩下的交给时间。”
苏砚拉开车门下了车，往公寓楼走去。走到门禁处她回头看了一眼，陆时衍还站在车门边。她没挥手，他也没挥手。两个人隔着十来米的距离对视了一眼，这一个眼神的时间极短，顶多两秒，但这两秒塞得很满——有人想要一条领带歪了一整天还不自知，另一个人想要砂锅粥烫到舌尖还要往下吞。
第二天早上八点整，苏砚踏进公司大门，秘书一路小跑着迎上来，手里举着平板，表情介于惊恐和兴奋之间：“苏总——白崇山的私人秘书刚打来电话，约您今天下午三点在柏悦行政酒廊单独会面。说是不对外公开，仅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