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奔驰在她身后停下。车门打开的声音很整齐，像受过训练。苏砚没有回头数人数，但后颈的汗毛告诉她，至少三四个。高跟鞋踩在烂尾楼的水泥地上，每一步都有回音。没有尖叫，没有逃跑，只是匀匀地往里走，像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她在心里倒数时间。十分钟。陆时衍从律所来这里，最快十二分钟。如果他在开车，如果他已经在她公司附近，那就是八分钟。八分钟，够她在董事会上推翻一个部门三个月的方案，够她审核完一份七十页的合同，够她在跑步机上跑完一千二百米。也够她被人从这个世界上抹掉。
“苏总。”
背后的声音在空旷的毛坯大厅里回荡。苏砚停了下来，回头。说话的人从阴影里走出来，个头不高，穿着一件普通的深灰夹克，气质平平，不像专业杀手，倒像隔壁单位那个干了一辈子也没升上去的老科员。
但苏砚知道，最难对付的就是这种人。没有明显特征，没有容易捕捉的行为模式，不会在不必要的时候消耗任何精力。不是纸上谈兵，是千锤百炼后的本能。
“谁派你来的？”她问。
“这不重要。”灰夹克没有走近，站在十步之外，和她保持着精确的安全距离，“有人让我带句话——苏总最近查的案子，查到为止。再往下，就不是谈话能解决的事了。”
苏砚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这年头，反派威胁人连台词都不肯好好写。查到为止——这种话她在会议室里听过至少一百遍，只不过措辞更文雅一点，叫“建议重新评估项目优先级”。
“如果我说不呢？”
灰夹克笑了笑。那个笑容很短，短到像嘴角抽了一下。然后他举起手，身后几条人影同时亮出了家伙。不是枪，是钢管。这年头，用钢管的人比用枪的人聪明。枪响有声音有弹道，钢管没有。钢管打在人身上验不出持枪证。写威胁信不如递一把钢管，成本低风险小，还不好留证据。
苏砚后退了一步。她在算。从她站的位置跑到最近的那个柱子后面大概七步，以她的速度，勉强能动。但高跟鞋跑不过平底鞋，平底鞋跑不过钢管。手里只有一部手机和一串车钥匙。没有防身术底子，没有电击棒。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四年前也曾有过这样一刻。父亲出事那晚她守在医院走廊，同样的处境，同样的无处可走，最后等来的是一份破产裁定书和满走廊的窃窃私语。她发过誓，这辈子再也不让自己站在那个位置。可世界好像专挑人最脆弱的地方下手，躲过一次，它下次偏还打那儿。
“苏总，我再客气一回。”灰夹克把钢管搭在掌心，轻轻敲着，“您查的东西，全烧了。当没看见。明天照常开您的会，发布您的新产品，没人会为难您。您的日子照旧过。可您要是不答应，今晚很难收场。”
苏砚没有回答。她把手伸进口袋，手指碰到手机屏幕。屏幕上有一条未读消息，发自一分钟前。陆时衍。只有四个字。
“到了。后面。”
她的心跳忽然漏了一跳。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像在最黑的夜里忽然看见一盏灯。不亮，很小，像萤火虫那么小。但你知道，那盏灯是为你亮的。
“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她抬起头，声音忽然不那么冷了，“你们在暗网挂我车牌的时候，有没有顺便查一下，我的车险是哪家公司的？”
灰夹克没跟上她的节奏。
苏砚弯起嘴角。那不算微笑，只是某种面对宿敌时才会浮上来的本能，从心脏直接蹦到嘴角，跳过了大脑的审核。她看着灰夹克身后那扇破了一半的门，继续说：“因为我不太喜欢我自己那家。理赔太慢。”
门被撞开了。
不是推开的，不是拉开的，是撞开的。陆时衍冲进来的姿势毫无章法可言——完全不是一个律师该有的体面。领带歪到肩膀上，头发被风吹成鸡窝，手里攥着一根不知从哪儿拆下来的铁管，外面还缠着半截撕烂的施工警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