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建民的公司在破产前三个月，账面上的现金流是正的。我帮他做的法律评估，结论是可以申请破产保护，重整债务，公司还有得救。但这份评估报告，被人换掉了。”
“换成了一份认定苏建民恶意逃债、转移资产的法律意见书。签名是我的，章是我的，连行文风格都模仿得一模一样。连我自己看了一遍，都觉得那是我写的。”
“但我没有写过。”
录音里的声音忽然抬高了一点，不再是那种慢悠悠的腔调，而是带着一种压抑了十年的愤怒和……恐惧。
陆时衍认识这个语气。
他大二那年，沈如松在课堂上讲过一起经典案例，讲到最后忽然停下来，站在讲台上沉默了很久，然后用一种所有人都没听过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法律可以惩罚犯罪，但有些罪，法律拿它没办法。那时候沈如松脸上的表情，就是现在这个语气。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当时不敢查，因为我女儿刚出生，老婆身体不好，一家老小全靠我那点工资和课题费养着。我怕查下去，连这点东西都保不住。我告诉自己苏建民的事是商业纠纷，不是刑事案件，我不是包庇，只是……没有能力。”
“这一没能力，就是十年。”
音频波动的曲线变成了一段几乎平直的线条，只有细微的呼吸声证明录音没有中断。
“后来我收了三个学生，资质参差不齐，但都还算用功。我对他们要求很严，尤其是你。因为你最像我年轻的时候，太较真，太信道理。我一直想把你那个劲头磨掉一点，不是不让你追求正义，是不想你走我的老路。”
“我教你怎么抓漏洞，怎么设逻辑陷阱，怎么在法庭上把对方辩得哑口无言——这些东西，一半是律师的本事，另一半，是一个懦夫的自我保护。”
“因为我怕你查到那件事。”
陆时衍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来很多事。导师手把手教他拆解证据链时的严谨，给他推荐第一份律所实习时的郑重其事，还有在他拿到执业资格那天，导师在饭桌上喝多了，拍着他的肩膀说了句“别像你老师这样窝囊”——他当时以为是自谦，现在才明白那是什么。
“薛紫英的事我也知道。她来找过我。她想让我帮她对付你，我拒绝了，但她从我的书房里拿走了一份文件。我不知道她拿的哪一份，我只知道她走出我家门口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说：老师，你也没资格拦我。”
录音里的声音忽然停住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了一下。
然后是长长的、沉沉的叹息。
“时衍，如果你能听到这里，说明我最担心的事已经发生了——你卷进来了。我不知道苏建民的女儿现在是什么人，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这场官司你赢不了，因为你的对手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公司，是一个在暗处扎了十年根的网。这张网十年前能毁掉一个苏建民，现在就能毁掉你。”
“我给你这封邮件，不是求你原谅，也不是让你替我赎罪。我欠的债，我自己还，还不完带到棺材里去。我只是想告诉你——”
又是一阵沉默，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长。
陆时衍几乎以为录音已经结束了，直到最后几句话从耳机里传出来，声音平静得不像一个交代罪责的人，更像一个把生死都放在天平上称过一遍的垂暮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