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一下。
“你甚至不敢让自己高兴太久。因为你怕高兴完了，就会有坏事发生。”
苏砚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光着的脚，脚趾在大理石地板上微微蜷了一下。沉默了很久，久到陆时衍以为她不会回应了，她才开口，声音很轻：“我爸破产那年，我十三岁。”
陆时衍没接话，安静地等着。
“他破产之前，我们家每个周末都去同一家餐厅吃饭。他每次都给我点一份提拉米苏，自己点一杯黑咖啡，然后跟我讲公司的事。那时候我听不懂，但我觉得他很厉害，无所不能。”苏砚的声音很平稳，像是在念一份跟自己无关的文件，“破产之后，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三个月，不出门，不见人。有一天晚上我放学回家，书房的门开着，他不在了。桌上留了一封信，上面只有四个字——‘对不起，砚砚’。”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披在肩上的西装领口。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生意失败。是被他最信任的合伙人，联合外面的资本，做局把他踢出去的。那个人，是他认识了二十年的朋友。”
陆时衍感觉自己的喉咙有些发紧。他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苏砚的父亲最终选择了离开，留下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和一个被洗劫一空的家。但他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细节，不知道提拉米苏和黑咖啡，不知道“对不起砚砚”这四个字写在一张什么样的纸上。
“所以你从来不信任任何人。”他说。
“所以我从来不信任任何人。”苏砚重复了一遍，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有酒意也有别的什么，“包括你。至少一开始是。”
“现在呢？”
苏砚没有立刻回答。她看着他，像是在确认一件很重要的事。走廊里的灯光落在她脸上，把她的眉眼照得很清晰，那双平时锐利得像刀刃一样的眼睛，此刻是柔软的，带着一点不确定，一点试探，还有一种她大概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小心翼翼的期待。
“现在，我在试着改。”她说。
陆时衍忽然觉得心口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不是激烈的冲撞，是那种很轻很轻的、像是有人用手指小心翼翼地戳了一下你的胸口，然后问——这里有人吗？
他往前走了一步，伸出手：“走吧，我送你回家。”
苏砚看着他的手，那只手骨节分明，虎口有常年握笔磨出来的薄茧。在法庭上的时候，这只手翻动证据材料的样子她见过无数次，精准、冷静、不容置疑。但此刻这只手就摊在她面前，掌心向上，什么都没有拿，只是在等她。
她把手放了上去。
他的掌心是热的。
两个人走到酒店门口的时候，发现外面下起了雨。不算大，但足够把人淋湿。陆时衍的车停在对面停车场，隔着大概两百米的距离。他看了看雨势，又看了看苏砚光着的脚，做了个决定。
“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车开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