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恨过她？”她忽然问。
陆时衍转过身，看着她。车库的灯光从他背后打过来，他的脸藏在阴影里，只有眼睛是亮的。
“恨过。三年前她取消婚约的时候，我把我俩的合照全烧了，连相框一起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他顿了一下，“后来垃圾车来了，把垃圾桶倒空开走。我站在窗前看着那辆车拐过街角，忽然觉得——我烧掉的不是照片，是我对‘信任’这两个字的最后一点耐心。”
“后来呢？”
“后来遇到你。”
他说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苏砚低下头，把那团揉皱的包装纸捏在手心里，捏得很紧，紧到纸团边缘刺进了掌心。
“陆时衍，我跟你说件事。”
“说。”
“我爸破产那年，我十三岁。法院来封门的时候，我妈把我推进衣柜里，说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出来。”她的声音很平稳，像在念一份别人的卷宗，“我在衣柜里蹲了四个小时。隔着门板，听到客厅里有人砸东西，我爸在吼，我妈在哭。后来声音全没了，我推开柜门出去，客厅里只剩下一地碎玻璃和我妈掉在地上的一只拖鞋。”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靠在车门上的姿势没有变，但身体的某一部分像是被什么东西拧紧了一下。
“后来我爸跳了楼。我妈带我搬到城中村，租了一间没有窗户的隔断间，隔壁住着一个在夜总会打工的女人，每天晚上三点回来，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咯噔咯噔，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苏砚把手心里的纸团松开，又捏紧，“我在那个隔断间里住了六年。六年里我学会了两件事。第一，数学。第二，不要相信任何人。”
她抬起头，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车库墙壁。墙壁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个模糊的人脸。
“你以为我今天在董事会上拍桌子，是因为我有底气？”她轻轻笑了一声，“不是。是因为我十三岁那年就明白了——当你背后没有人的时候，你只能靠自己。拍桌子也好，摔文件也好，都是演给自己看的戏。演得多了，就信了。”
陆时衍拉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
他没有碰她，没有递纸巾，没有说“都过去了”这种废话。他只是把车里的空调温度调高了两度，然后从那个便利店的塑料袋里又掏出一盒东西，放在中控台上。
是一盒创可贴。
苏砚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食指侧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划了一道口子，大概是翻文件的时候被纸割的。伤口不深，血已经凝了，暗红色的一道细线，像某种被遗忘的疼痛突然有了形状。
“你还买了这个？”
“便利店买满三十减五块，差六块钱凑单。”陆时衍撕开创可贴的包装，“伸手。”
苏砚把手伸过去。他捏住她的手指，动作很轻，像是捏着一片随时会碎掉的叶子。他把创可贴对齐伤口贴好，然后用拇指在两端按了按，确保贴牢了才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