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把手机从耳朵和枕头之间拿起来，握在手里。她听出了陆时衍语气里的那层疲惫不是来自熬夜，是来自某种比熬夜更消耗人的东西——一个律师在证据链条里撞到了良知的门槛。
“陆时衍。”
“嗯。”
“你现在在想什么？说实话。”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苏砚以为他挂了。然后她听到一声很轻的呼气，不是叹息，是一个人把压在胸口的东西缓慢地、克制地释放出来的声音。
“我在想三年前。导师过六十岁生日，在律所顶楼的天台上摆了四桌。我去得晚，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敬酒。他喝得满脸通红，拉着我的手跟旁边的人说——‘时衍是我最得意的门生，以后我这摊子，都是他的。’我当时端着酒杯，笑得很得体，心里想的是怎么把这个老狐狸手底下的核心客户一个一个撬过来。”
他顿了一下。
“现在我在查他女儿的教育储蓄账户。你说人生这东西，是不是挺操蛋的。”
苏砚没有回答。她下了床，赤脚走到窗前，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外面路灯还亮着，街道空无一人，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着她这栋楼的轮廓——一栋高档公寓，住满了这座城市里最光鲜的人，每一个人都在某个凌晨四点有过不想让别人知道的清醒时刻。
“陆时衍，你知道我第一次带团队做ai项目的时候，坑的是谁吗？”
“谁？”
“我一个大学同学。她和我一起从零开始写代码，写了两万行。产品快上线的时候，投资人跟我说，技术团队要精简，只留核心人员。我选了留自己，让她走。她走的那天在工位上哭了半小时，我戴着耳机假装没听见。”
苏砚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
“后来那个产品失败了。不是因为精简了人，是因为我写的核心算法有个致命漏洞，上线第三天就崩了。我想找她帮忙，拨了三遍号码，都没拨出去。不是因为怕她不接，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当初留自己，不是因为我的技术比她好，是因为我不敢把命脉交到别人手里。”
她把窗帘拉上，转身靠在窗台上，冰冷的玻璃隔着睡衣硌着她的后背。
“你用导师撬客户，我用同学保项目。咱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现在你在查导师女儿账户的时候良心不安，我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后悔没拨那通电话。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都老了？”
“说明我们还有救。”苏砚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所以别在凌晨四点的泡面里自我感动了。把第五稿发给我，你女儿账户的部分先别删，我有办法。”
陆时衍没有问“什么办法”。他认识苏砚三年了——她每次说“我有办法”的时候，不是已经有了完整的方案，而是已经有了承受方案后果的决心。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分得很清楚。
“文件共享给你了。最后一页，附录三。”
苏砚把文件划到最后一页。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不是数据表格，是一张扫描的旧照片。泛黄的相纸，边缘有折痕，照片上是两个男人并肩站在某栋法院大楼前。左边那个穿着九十年代流行的宽肩西装，领带打得歪歪扭扭，笑得露出一口不整齐的牙。右边那个年轻得多，戴着金丝边眼镜，表情拘谨而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