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法律吗？”
“为什么？”
“因为法律是最稳定的承诺。它不会因为情绪波动而改变，不会因为利益冲突而背弃，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失效。一条法律，从颁布的那一天起，到废止的那一天止，它就在那里。你可以信任它，可以依靠它。”陆时衍的声音低沉而平稳，像是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每一个字都经过了精密的筛选和排列，“但遇到你之后，我发现自己开始做一件法律不允许的事。”
“什么事？”
“用法律之外的方式去在意一个人。”他说，“法律要求律师保持客观中立，不得对当事人产生个人情感。这条规定我背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违反过。直到遇见你。”
苏砚靠在门框上，觉得膝盖有点发软。她觉得这个男人太狡猾了——连表白都要引用法律条文。但他同时又在做他最不擅长的事，用他最不擅长的语言，表达他最不擅长表达的东西。一个能在法庭上把对方律师驳得体无完肤的人，此刻却用这种方式说着绕来绕去的话，笨拙得让她想哭又想笑。
“陆时衍，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苏砚说，声音里带着一种她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温柔。
“哪一点？”
“你从来不跟我说‘别怕’‘有我在’‘一切都会好的’。你只会跟我说，‘我帮你把证据链理好了’‘防火墙升级了’‘临时禁令申请已经提交了’。”苏砚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轻到像是从很深的井底冒上来的一个气泡，但气泡破了之后洒出来的不是水，是光，“你从来不用情绪安慰我，你用行动。而我最吃的，偏偏就是这一套。”
她说完这句话，转身走进门，把高跟鞋留在了门外。不是忘记拿，是故意的。她留了一只鞋在门外，留了一条缝，留给那个还站在黑暗中的男人一个明确的信号——这扇门没有关死。
陆时衍站在走廊里，手里拎着那双银灰色的高跟鞋，看着那扇虚掩的门，看着门缝里漏出来的暖黄色的光，看着她留在门口的那只高跟鞋——它歪倒在地垫上，鞋跟朝外，像一个小小的路标，指向她的方向。他弯腰把另一只也捡起来，整整齐齐地摆在鞋柜旁边，然后轻轻推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