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什么事？”
“你今晚说了很多话。没有一句是说错的。”
陆时衍低头看了看自己握着的那只手，又抬头看了看楼梯间那盏惨白的日光灯，嘴角弯了一下。
“因为今晚说的话，都没有打腹稿。”
他们走上四楼。楼道里很安静，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一前一后地响着。苏砚在四零三门口停下，弯腰在门边的花盆底下摸了一把——花盆已经空了，里面的土干得发白，但花盆底下，真的还有一把钥匙。不是二十年前那把，是一把新的，不知道是谁放的。也许是房东，也许是某个记得老苏家故事的邻居。
苏砚把钥匙插进锁孔，手有点抖。陆时衍在她身后轻轻按住了她的肩膀。
门开了。
房间很小，四十几平，空荡荡的，家具都搬走了，只剩墙上几道钉子留下的印子。地板是老式的水磨石，有几处裂纹，窗框上还贴着泛黄的胶带。苏砚走到窗边，拉开那扇吱呀作响的铝合金窗，夜风一下子涌进来，把窗帘吹得鼓起来。
窗帘是蓝色的。
上面有一小片不规则的深色痕迹，被太阳晒了十几年，已经淡得快要看不见了。但苏砚知道那是什么。
她伸手摸了摸那片痕迹，指尖的触感粗糙而冰凉。
“妈，”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什么，“我带人回来了。”
陆时衍站在门口，没有走进去。他把空间留给她，让她在这间装满了童年和沉默的房间里，站上一会儿。他靠在门框上，看着苏砚站在窗前，月光从她背后照进来，把她整个人勾成一道纤细的剪影。
他忽然想起他们第一次在法庭上对峙的场景。那时候她坐在被告席后面，穿着一身剪裁精准的黑色西装，面前摊着一沓厚厚的材料。她的表情冷静得像一面墙，没有任何缝隙。他在对面看着那面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砸开它。
后来他真的砸开了。不是用他的质证逻辑，不是用他的庭辩技巧，而是用一次次笨拙的、不加修饰的关心，用那些没有经过排练的真心话，用他在停车场里下意识替她挡掉的那个跟踪者的背影。
墙倒了，里面是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蹲在银杏树下，守着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陆时衍，”苏砚的声音把他从回忆里拉回来，“你过来看。”
陆时衍走进房间，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向窗外。
从四零三的窗户望出去，正好能看到楼下那棵银杏树的全貌。树冠像一把巨大的金伞，罩住了大半个院子。而他们刚才站的那个位置——石凳、奖杯、笔记本——从窗户看下去，刚好在树冠中央那道最密的枝叶底下，像是被专门保护起来的。
“我爸当年租这间房，是因为这扇窗。”苏砚趴在窗台上，下巴搁在胳膊上，“他说，从这扇窗看出去，能看到整条巷子里唯一一棵银杏树。他说银杏是最守时的树，该黄的时候黄，该落的时候落，从来不早，也从来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