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觉得，他这辈子接过的最难的案子，不是千亿标的的专利侵权案，不是跨国公司的反垄断调查，也不是那个差点把他们俩都搭进去的导师案——而是一台冰箱。
一台双开门、六百八十升、银色拉丝面板、带独立制冰机和三区温控的三星智能冰箱。
他和苏砚搬进新居的第三天，这台冰箱就成了战场。
说“战场”可能不太准确。战场上有规则，有底线，有《日内瓦公约》，再不济也有个“不斩来使”的潜规则。但在这台冰箱面前，所有规则都失效了。这里没有公约，没有底线，没有使者——只有两个习惯了独居的成年人，在用冰箱隔层当战壕，打一场谁都不肯先举白旗的阵地战。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
搬家那天，苏砚的助理带着三个实习生，从她原来的公寓里搬来了十七个箱子。十七个箱子里，有六个是吃的。六个箱子里，有四箱是速冻食品——速冻饺子、速冻馄饨、速冻汤圆、速冻小笼包、速冻烧卖、速冻虾饺、速冻蟹黄豆腐、速冻佛跳墙。每一个包装盒上都印着同一行小字：“ai营养师精准配比，每份热量严格控制在三百二十千卡以内。”
陆时衍看到这行字的时候，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蚊子。
“你用ai算热量，然后吃速冻食品？”
“效率。”苏砚头也不抬，正拿着标签机给每一个收纳箱打标签。标签机咔嗒咔嗒地响，吐出一条条印着黑体字的白色胶带——“客厅/遥控器收纳盒”“主卧/床单（灰）”“客卧/待定”。“我一天开十二个会，见六拨人，审三份合同。如果每顿饭都花一个小时，我一年会损失——”
“你是在跟一碗饭算roi？”陆时衍把那盒速冻佛跳墙翻过来看了看配料表，“这个‘佛跳墙’里既没有佛也没有墙，只有一堆卡拉胶和谷氨酸钠。你管这叫营养？”
“我管这叫效率。”
陆时衍没跟她争。他转身出了门，去了小区对面的菜市场。
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拎着六七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新鲜的排骨、活杀的鲫鱼、带泥的白萝卜、顶花的黄瓜、两斤新米、一袋低筋面粉，还有一捆小葱。小葱的根上还带着湿漉漉的泥土，把苏砚刚擦干净的大理石料理台弄脏了一块。
苏砚看着那块泥渍，像是看着一个入侵物种。
“你准备在厨房里种地？”
“至少我吃的东西，是从地里长出来的。”陆时衍把排骨放进水槽，开始清洗，“不是你那个‘ai营养师’在无菌车间里用数据种出来的。”
苏砚站起来了。她的身高比陆时衍矮了将近一个头，但当她穿上那双七厘米的高跟鞋、把下巴扬起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的时候，她的气场能让对面的人忘记她的身高。这是她用了十几年练出来的姿势——在全是男人的董事会上，在全是质疑的投资人面前，在那些说她“一个女人做不了科技产业”的声音中间。她用这个姿势告诉所有人：你可以比我高，但别想压我。
“陆律师，你是在对我的饮食方式发表法律意见？”
“不。我是在对我的冰箱发表所有权声明。”陆时衍把排骨翻了个面，继续清洗，语气平静得像在法庭上陈述一项不证自明的事实，“这台冰箱，我出钱买的。”
“房款是我付的。”
“装修是我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