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紫英转过身。陆时衍站在几步之外，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小臂，手里拎着四杯奶茶。他看起来和四年前没什么变化，只是眼角多了一点细纹。他走过来，把奶茶分给三个人，然后走到薛紫英面前。
“方如海说你回来了。我想了想，应该来见一面。”他说话还是老样子，不快不慢，不卑不亢，语气和当年在律所带她做第一个案子时一模一样。
薛紫英接过奶茶，低头看着杯身上的标签，微糖，去冰，加珍珠。她愣住了——这是她四年前最常点的口味。标签上还印着一行小字：“下单时间：14:27。”现在是两点半，这杯奶茶是刚买的。他从律所开车过来至少半小时，也就是说他在路上专门停了一趟，给她买了一杯四年前的奶茶。
“你还记得。”她说。
“习惯了。”陆时衍说，“你以前加班的时候总要喝这个。”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几步青石板路。银杏树的影子落在他们身上，被风吹得忽明忽暗。一个刚下课的女生抱着书从旁边经过，多看了他们两眼，大概以为是在拍什么校园剧。薛紫英看着陆时衍，忽然发觉自己的心跳很稳。没有加速，没有抽痛，没有那种在冰岛深夜醒来时铺天盖地的空虚和愧疚。只是很稳，像这棵银杏树的根系一样，扎在土里，稳稳当当。
她曾经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他。在冰岛的头一年，每次想到他，心里就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得喘不上气。后来慢慢地，那阵疼变成了麻，麻变成了木，木变成了一个封在记忆盒子里的旧物件——还在，但不会再打开。她以为那是痊愈。直到此刻，站在他面前，她才明白真正痊愈是什么感觉。不是不疼了，是把那个盒子彻底清理干净了，空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遗憾，没有不甘，没有那个如果。
“苏砚跟我说，你在冰岛开了一家书店。”陆时衍说。
“嗯。不大，两层楼，一楼卖书，二楼住人。窗外能看见火山。冬天极夜的时候，我把店里的灯全打开，暖黄色的，从外面看像一块发光的琥珀。很多游客走累了会进来坐坐，有的人不会说英语，就拿手指着书架上的书，我给他们泡茶。冰岛本地的黑茶，很苦，但喝完胃里很暖。”薛紫英说起这些的时候，声音里多了一种四年前没有的东西，一种像冰岛温泉水的温度，不烫不凉，正好能把一个疲惫的人从头到脚泡舒坦了。
“听起来很不错。”陆时衍说。
“是很不错。但最好的不是书店。”薛紫英说，目光从陆时衍身上移开，落在远处草坪上几个放风筝的学生身上，“最好的，是我早上醒来，看见镜子里的自己，不觉得讨厌了。”
陆时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微微点了点头，那种点头不是客套，不是敷衍，是一个律师对另一个律师的陈述表示“我已收到，我理解，我认可”。他太清楚这句话的分量了。他见过薛紫英最骄傲的样子，也见过她最狼狈的样子。他知道对她这样一个把自己的标准定得比谁都高的人来说，不再讨厌自己，比赢了任何一场官司都难。
“那就好。”他说。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比任何长篇大论都重。
苏砚和孟晓渔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孟晓渔掏出手机，偷偷拍了一张照片——银杏树下，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隔了几步远，阳光从树叶间漏下来，落在他们肩上。这是一张构图很普通的照片，孟晓渔却觉得这大概是《风暴眼》开拍以来，她拍到过的最好的画面。
苏砚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她端着奶茶走到石碑前，在石凳上坐下。石凳很凉，凉意从石面渗进她的裙摆，让她打了个小小的冷颤，但她没有站起来。她望着那棵银杏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薛紫英的场景。那时候薛紫英穿着一身剪裁考究的套装，站在陆时衍身边，做他的副手，在法庭上帮她递材料、整理证据链。她看苏砚的眼神里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审视——不是敌意，是一个骄傲的人对另一个骄傲的人本能的打量。苏砚当时在想：这个女人，如果换一个场合认识，也许能成为朋友。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这句“如果”迟到了整整四年。
薛紫英的奶茶快喝完的时候，她忽然转过身，朝着苏砚的方向走过来。走到石凳前，她没有坐下，只是站在苏砚旁边，双手捧着那个空了的奶茶杯，手指在杯身上敲了两下，然后把它轻轻放在石凳的扶手上，像放下一件放了很久很久的旧行李。陆时衍没有跟过来，他走到银杏树的另一侧，靠着树干，看几个学生在草坪上踢球。他把这个距离留给了两个女人，不远不近，刚好够她们说完想说的话。
“苏砚。”薛紫英叫了一声。
苏砚抬起头。
“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薛紫英看着石碑上的那八个字，“那天在法庭上，你明明可以把我一起拖下水的。为什么没有？”
苏砚没有立刻回答。她把奶茶放在石凳扶手上，和薛紫英的空杯子并排放在一起。两个杯子，一个满的，一个空的，在午后的阳光里投下两截短短的影子，像两个并肩站了很久的人。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然后说了一句让薛紫英记了很多年的话：“因为你不是敌人。你是站错了队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