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疯了。”薛紫英说。
“我知道。”
“陆时衍怎么说？”
“他说，与其等我半夜不睡觉盯着拆迁公告发呆，不如让我把地买了，省得他还要帮我热牛奶助眠。”苏砚说到这里，嘴角终于往上翘了一毫米，“他的原话是——‘你买地我不管，但不要买太多。咱家阳台不大，没地方放房产证。’”
薛紫英没忍住，笑出了声。笑声在空旷的工地上被风卷走了，散得很快。但她觉得这个笑是从身体最深处翻上来的，翻得猝不及防，像打了一个迟到了两年的嗝。
“所以你今天叫我来，不是为了看树。”她说。
“对。”
“是为了告诉我，树不会死了。”
“对。”
薛紫英沉默了一会儿。风从工地另一边吹过来，卷起一片干燥的尘土，打在围挡的铁皮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那棵银杏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摇晃，光秃秃的，还没有发芽。但根在。
“你说完了？”薛紫英问。
“说完了。”
“那轮到我说了。”薛紫英打开随身背的帆布包，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那是一块木招牌，上面只有一个字——停。字迹是手写的，用的是冰岛买的白色丙烯颜料，在深色的木板上显得很安静。
“你给我买了地，我给这块牌子找个地方。”薛紫英环顾四周，目光最后落在银杏树旁边那个灰扑扑的石凳上，“就放这儿。不是书店，就是个歇脚的地方。以后谁走到这里，看见这张凳子，看见这块牌子，想停就停一会儿。”
苏砚看着那块木牌看了很久。牌子的边缘磕掉了一块漆，是托运的时候摔的。薛紫英用一块白色的胶布补上了，胶布上画了一朵歪歪扭扭的银杏叶，画工惨不忍睹。
“画得真丑。”苏砚说。
“你行你来。”
苏砚没来。她只是走过去，把木牌接过来，把它斜靠在石凳的侧面。然后她退后两步，和薛紫英并肩站着，两个人一起看着那块牌子。
“我从来没问过你，”苏砚忽然说，“在冰岛那两年，最难熬的是什么？”
薛紫英没有马上回答。她想起雷克雅未克的冬天，极夜漫长得像一段永无止境的隧道。书店里的暖气永远不够，她裹着两条毯子坐在收银台后面，看着橱窗外的积雪一点一点地堆积，觉得自己也在一点一点地被埋掉。最难熬的不是冷，不是孤独，不是语言不通，而是一个念头——她会死在那里。不是身体上的死，是一种更深的、更安静的死。死在没有人知道她是谁的地方。死在她欠下的债永远还不清之前。
但她说出口的不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