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嘴滑舌。”
“我是律师。这是陈述事实。”
“诡辩。”
“那也是律师。”
苏砚没再说话。她把脸埋回他肩膀上，听着他胸腔里的心跳声。一下，一下，很稳。旁边是小银咿咿呀呀的声音，像一串乱码，但听着听着，就听出了节奏。
窗外的银杏叶开始黄了。电子科大的老校区离这儿八百米，那边的银杏树应该也快落叶子了。苏砚想，等小银大一点，带她去那棵树下坐坐。让她看看她爸当年坐过的石凳，看看她妈第一次认输的地方。
不过这个“第一次”，苏砚不打算告诉小银。
至少现在不告诉。
她闭上眼，在陆时衍的肩膀上蹭了蹭。围裙上的红油蹭了他一衬衫，他没吭声。她也没说对不起。
有些事不用说对不起。说了“庭外和解，不予追究”的，就是一辈子。
那天晚上，小银睡着之后，苏砚把那半张“庭外和解”的纸条夹进了工作日志里。陆时衍那半张，她看见他放进了衬衫口袋，但第二天洗衬衫的时候，她从口袋里摸出来，放在了他床头柜上。
他没扔。她也没收。
那半张纸条就一直在床头柜上放着。旁边是闹钟、手机、和一罐没喝完的柠檬蜂蜜水。
日子就这么过着。一罐奶粉两本账，一碗酸辣粉半张纸条。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可每一件小事都像调料罐里的料——辣椒面、花椒粉、蒜末、葱花——单独看都不起眼，混在一起，泼上热油，就香了。
苏砚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了一句话，被孟晓渔的纪录片《风暴眼》终章用了。她说：
“我这辈子赢了很多次。但最得意的那一次，是输给他。”
那碗酸辣粉的照片，后来被小银翻拍下来，贴在了她的采访本扉页上。照片旁边有一行小字，是小银的笔迹：
“我妈的酸辣粉，和我爸的庭外和解。有效期：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