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
他走出大队部的大门。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三月底的上海夜里还带着寒意，风从黄浦江方向吹过来，裹着水腥和煤烟的味道。
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停在门口了——是戴笠的车。司机打开后车门，面无表情。
郑耀先上了车。
车子沿着法租界的林荫道开了二十分钟，停在了一栋三层洋楼前面。这是戴笠在上海的临时公馆——不挂牌，没有门卫，只有两扇永远关着的铁门和围墙上的碎玻璃。
副官在门口接了他，一句话没说，直接带他上了三楼的书房。
戴笠坐在书桌后面。
台灯的光只照亮了桌面的一半。戴笠的脸有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阴影中。他穿着便装——一件灰色的对襟长衫，像个乡绅。但那双眼睛没有任何乡绅的和气。
桌上摆着一份文件。封面上盖着红色的“极密”印章。
“坐。”
郑耀先坐下了。
戴笠没有开口。他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在手指间慢慢转了两圈，转得很稳。然后他把铅笔放下来，拿起了那份文件。
“这是李焕章今天下午送来的。他绕过了你，直接来见我。”
戴笠把文件翻开。里面夹着几页手写的报告、一张渔夫的画押口供，还有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是一段黄浦江岸边的泥滩，泥滩上有两行脚印。
“内容我给你念念——李焕章的报告说：三月十二号夜间，六组组长郑耀先在老城厢执行锄杀共党杀手的任务时，蓄意将其推入黄浦江，并在下游安排了接应小船将其救走。报告附了码头附近一个渔夫的口供——渔夫声称当晚看到一条小船从下游码头靠岸，接走了一个浑身湿透、半死不活的人。”
戴笠抬起头，看着郑耀先。
那双眼睛的审视强度，比瞄准镜十字线还锐利。
“耀先。有人说你晚上不睡觉，跑到江边去放生红军。你怎么解释？”
声音不重。但每一个字都像铅弹一样砸在耳膜上。
郑耀先看着戴笠的眼睛。
他没有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