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很快发问。
“这些患者都是肿瘤或其他重大疾病患者，对吗？”
“对。”
“晚期疾病本身也可能导致器官衰竭，对吗？”
“可能。”
辩护人语气加重。
“既然如此，你凭什么认定损伤与我当事人的治疗有关？”
陆晨打开依法出示的病情变化图。
“第一，十一名患者基础疾病不同，却在接受同批制剂后出现方向一致的异常免疫反应。”
“第二，反应严重程度与输注次数及剂量呈明显关联。”
“第三，停止输注并实施针对性治疗后，存活患者的相关指标出现逆转。”
辩护人追问：“这只能说明有关联，不能证明因果。”
“最终因果认定需要结合制剂成分、病理与毒理检测。”
陆晨指向另一组数据。
“但患者入组前后的连续检查，已经足以排除单纯自然进展解释全部损伤的可能。”
辩护人忽然拿起高志勇的病历。
“高志勇本身患有晚期肝癌，他出现肝衰竭难道很奇怪吗？”
“不奇怪。”
“那你为何把责任归到实验制剂？”
“因为他入组前没有免疫性溶血，也没有短时间内急剧恶化的弥散性凝血障碍。”
陆晨语气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