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一边争论，一边继续不可逆操作。”
第二重标准，是能否建立可靠的重建条件。
动脉瘤周围是否存在可用的血管壁，门静脉侧支能否在保护主要流入的前提下处理，备用路径是否真的可行。
这些条件都需要术中验证。
纸面上能画通，不代表实际组织能够承受。
韩崇礼指向屏幕上的备用血管方案。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预定通路无法使用，而备用方案需要更长的处理时间，允许延长多少？”
陆晨没有立刻给出一个漂亮数字。
“要看当时实际灌注、组织状态以及能够维持的支持条件，不能用一个统一时限掩盖不同阶段的差别。”
“那么，决定权在谁手里？”
“主刀统筹，但麻醉、血管和肝胆团队都拥有明确的风险报告权限。”
他停顿片刻，补上最关键的一句。
“任何成员发现既定安全条件不再成立，都可以要求暂停核验。”
谢振东站在侧面，看见前排几个人先后把笔放了下来。
他们已经意识到，陆晨要教的不是自己如何独自完成一台难手术。
而是这个团队如何在最紧张的时候，仍然不把全部判断压在一个人的状态上。
第三重标准，对应真正的手术收益。
若探查发现肿瘤范围超出预期，无法获得合理的肿瘤学收益，就不能只因已经完成一部分操作，继续扩大创伤。
若出现难以纠正的循环或凝血障碍，保命优先。
若重建后的供血无法获得可靠证据，也不能凭肉眼印象宣布成功。
台下一名主任皱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