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制片人笑道：“大项目都这样。你的加入能决定角色走向。”
第二本是犯罪悬疑片《无声证人》。剧本完整，导演获得过奖，预算八千万。问题写在权利说明里：故事“参考多起社会案件”，原型采访授权仍在补办，主角的关键证据来自一段现实受害者公开视频。
赵律师把它标成黄色，不是否决，而是权利链未完备。
第三本只有八集，叫《第七码头》。导演顾延亲自来，预算三千六百万，没有平台保底，故事讲一名港口理货员发现货物数据与失踪工友之间的关系。剧本完成到终稿，职业顾问名单、港区拍摄许可进度和主要风险都附在最后。
顾延的风险表写得很难看。
核心港区不开放夜间拍摄；雨季可能导致外景停工；货运数据需要全部虚构；工会采访只授权背景研究，不能直接改写真人经历；预算里只有一百八十万元预备金，不足以覆盖长期延期。
它不像招商文件，更像一份劝投资人谨慎的材料。
沈砚问他为什么不把风险放到尽调阶段再说。
“因为你签了以后才发现，项目还是会死。”顾延说，“不如让它在签之前就难看一点。”
顾延也没有把自己包装成纯粹创作者。他希望借沈砚名字拿平台，愿意给收益分成，是因为付不起市场片酬。每个条件都有他的利益，不因坦白就自动合理。
顾延开门见山：“我没钱给你高片酬。可以给合理报酬和部分收益，但不保证播。”
“为什么找我？”
“你适合演一个不讨人喜欢、又不能演成英雄的人。”
这句比所有“为你量身打造”都具体。
还有三本更直接。
一本校园剧承诺只需拍十五天，实际通告表预留四十五天，合同却允许制作方无上限调整；一本都市甜宠要求沈砚和林知夏捆绑出演，剧本里女主仍写着“待定”；一本所谓现实主义电影只有故事梗概，海报、招商ppt和奖项预测却已经做完。
江知微建议先筛商业和权利风险，再送内容评估。
沈砚摇头：“先把名字拿掉。”
六个项目重新编号。
导演履历、拟邀演员、投资规模和片酬全部进入隔离页。第一轮只看剧本完成度、角色行动、制作可行性和权利缺口。内容组不知道哪一本开价四千万，也不知道哪一位导演得过奖。
评估组由两名编剧、一名制片、一名发行编辑和一名表演指导组成。每人先独立打分，再开讨论会，避免资历最高的人第一句就定下结论。与某位导演近三年有合作、师生或亲属关系的，需要回避对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