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装，一起调，一起试。”
北京机床厂的合同签了之后，顾长根又去了北京电子仪器厂。厂长老李四十多岁，比老马年轻，脑子活，一见面就问顾长根：“你们香港那边有没有好一点的测试仪器？我们厂的测试设备太旧了，测出来的数据不准，客户不认。”
顾长根把保税仓的设备清单拿给他看。老李翻了半天，指着一套美国产的电子测试仪器说：“这个，我们要。另外，有没有生产线？我们想自己做元器件，不想光做组装。”
“有。荷兰的生产线，能生产电阻、电容和简单的集成电路。但价格不便宜。”
老李算了算账，咬了咬牙：“买。分期付。”
北京两家厂谈下来之后，顾长根让高晋去了天津。天津那边的情况跟北京差不多，老厂多，设备旧，但天津靠海，港口条件好，出口方便。高晋在天津找了家做纺织的厂，设备从香港运过去，师傅从上海调过去带。三个月就跑顺了。
青岛那边，高晋通过山东省外贸部门的关系，搭上了一家做家电的厂。青岛的轻工业底子好，工人手艺也不错，就是设备旧，做出来的家电外观粗糙，出口不划算。顾长根从保税仓调了一批日本的模具设备过去，又请了香港的设计师帮厂里重新设计了产品外观，订单一下子多了起来。
北方站稳了之后，顾长根带着李敏沿长江往上走。
第一站武汉。武汉是老工业城市，钢铁、机械、纺织都有底子。顾长根在武汉找了一家做机械配件的厂，设备从香港运过去，师傅从上海调过去。武汉的工人技术好，上手快，一个月就跑顺了。厂长老陈五十多岁，性格豪爽，签完合同拉着顾长根去吃了顿热干面，一边吃一边说：“顾老板，我们厂要是早几年换设备，也不至于差点倒闭。现在好了，机器一转，工资一发，工人脸上都有笑了。”
从武汉出来，又去了南京。南京的电子工业底子好，顾长根找了一家做电子元器件的厂，设备从荷兰运过去，三个月投产。厂长姓吴，是个女的，四十来岁，做事干练，一见面就拉着顾长根看厂房，指着东边一块空地说：“这块地我早就想扩了，一直没钱。你们把设备弄进来，我这边就能扩两条线。”
再往西，重庆。重庆是老工业基地，重工业底子厚，但设备比武汉还旧。顾长根在重庆找了一家做机床的厂，把北京机床厂换下来的旧设备运了一部分过去，又配了一部分新设备，凑了一套生产线。重庆的工人能吃苦，学得快，两个月就出了第一批成品。厂长老周是个老军工，说话带着重庆口音，签完合同拍着顾长根的肩膀说：“顾老板，我们厂的人不怕苦，就怕没活干。你给了活干，我们就能给你干出花来。”
长江沿线跑完之后，顾长根又去了西安。西安的航空和电子工业底子好，但民用工业弱。顾长根找了一家做电子仪器的厂，设备从香港运过去，师傅从南京调过去带。西安的工人文化水平高，学得快，三个月就跑顺了。
最后一站是东北。沈阳和大连。沈阳的重工业底子全国有名，但设备老旧得厉害。顾长根在沈阳找了一家做重型机械的厂，设备从德国运过去，师傅从香港调过去。沈阳的冬天冷得厉害，厂里的暖气不好，顾长根在车间里待了一上午，脚冻得发麻，出来的时候在门口跺了半天脚。厂长老赵递给他一杯热茶，笑着说：“顾老板，东北冷是冷了点，但工人干活实在，不糊弄。”
大连那边做船舶配件的厂，设备从荷兰运过去。大连靠海，港口条件好，配件出口方便。厂长姓孙，是个退伍军人，说话干脆，一见面就说：“顾老板，我们厂的人都是部队转业的，纪律性强，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到了1982年春天，顾长根在内地的厂子已经铺到了十几个城市——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天津、青岛、武汉、南京、重庆、西安、沈阳、大连。每个城市至少一家厂，多的像广州和上海，已经开了四五家。产品从服装到电子元器件到机床到家电到船舶配件，几乎覆盖了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主要门类。
顾长根有一次在香港的办公室里翻着各厂报上来的产量报表，白玲在旁边算账。算完之后，白玲把笔放下，看着顾长根：“这十几个厂加起来，前期投入的设备款和驻厂师傅的工资，已经超过三亿美元了。你哪来这么多钱？”
顾长根平静地开了口：“中东的油款、南美的矿款、澳洲的铁矿款，全都填进去了。另外，香港的银行贷了一部分。现在账上紧，但等这些厂全部跑顺了，两年之内就能回本。”
白玲看着报表，忽然问了一句：“这些厂跑顺了之后，产品往哪销？”
“东南亚、中东、欧洲、南美。我们的船队跑全球航线，货从内地运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口到各个国家。运费比别的厂便宜三成，价格上就有优势。”
白玲把报表收好，忽然想起来一件事：“对了，李敏昨天来找我，说内地的厂子越铺越多，安保的人手不够了。她从安保公司抽了一批人过去，但还是缺。封于修那边训练营里倒是有学员，但还没毕业，得再等几个月。”
顾长根想了想：“让封于修加快培训进度。另外，从各岛的民兵里再抽一批人出来，专门培训厂区安保。内地的厂子不像香港，厂区大，工人多，安全得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