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的济民药铺在青湖镇唯一的石板街尽头。铺面不大，两间门脸，一间抓药，一间坐诊。坐诊的是程老医师，须发皆白，手指上全是药汁浸出来的黄褐色。他给莫老憨看过病。去年冬天莫老憨风寒，咳了小半个月，咳得夜里睡不着。阿贝撑着船，载着爹来镇上。程老医师开了三副药，收了半价。阿贝站在柜台前。柜台是樟木的，被无数只手摸过，台面磨出了凹槽。柜台后面站着药铺的伙计，姓孙，二十来岁，圆脸。
“孙大哥。程老医师在吗。”
伙计认得她。“在。在里屋。”
阿贝往里走。帘子掀开，药香扑面而来。当归，甘草，茯苓，白术，百味药混在一起，变成一种说不清的、让人安心的苦。程老医师坐在诊桌前，正在写方子。毛笔在砚台里蘸了蘸，在纸上慢慢写。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老花镜滑到鼻尖上，他从镜片上面看她。
“阿贝？”
阿贝在他对面坐下来。诊桌很旧了，桌面上有墨渍，有药渍，有一道很深的刀痕——是切药材的时候不小心留下的。她把莫老憨被带走的事说了。声音不大，每个字都很清楚。程老医师听着。毛笔搁在笔架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又一下。
“你爹的手，得赶紧接。”他说，“拖久了，骨头长歪，以后就握不了网了。”
阿贝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
“需要多少钱。”
程老医师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从老花镜后面垂下目光，拿起毛笔，在方子上继续写。写到最后一个字，笔停了。
“钱的事，不急。”
阿贝把布包从怀里掏出来，放在桌上。布包很小，落在桌面上的声音却很沉。她打开，把里面的钱全部倒出来。纸币，硬币，还有一枚银簪子。是她娘压在柜底的，年轻时候的嫁妆。
“这些，先付。不够的，我挣。”
程老医师看着桌上的钱。纸币是旧的，折痕很深，有的边角磨毛了。硬币有光绪的，有民国的，大小不一。银簪子躺在最上面，簪头是一朵荷花，花瓣被岁月磨得模糊了，但还能看出是荷花。他没有动那些钱。他把方子推过来。
“这是接骨的方子。外敷，内服。药我让伙计抓。你先回去。你爹回来，马上给他敷上。”
阿贝站起来。她没有说谢。只是弯下腰，鞠了一躬。腰弯得很深。程老医师伸手扶了一下，没扶住。她鞠完了，直起腰，把方子折好，放进口袋里。转身的时候，程老医师叫住了她。
“阿贝。”
她回过头。
“黄老虎那里。别去。”
阿贝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她走出药铺。石板街上，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街上的人来来往往，买菜的，挑水的，送孩子上学的。没有人知道码头边那间小屋里发生了什么。日子还是日子，别人的日子。
阿贝走在人群里。十四岁的身量，在大人中间显得很小。但她走路的样子不像十四岁。步子不快，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布鞋踩在石板路上，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