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贝低头看着那张照片，手指从匾额上的“莫”字上划过。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叫一个从没叫过的称呼，但那个字的形状太陌生了，陌生到她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进来的不是莹莹，是一个身形佝偻的老妇人。她穿着粗布棉袄，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粒米，她的步履蹒跚，拄着一根竹杖，进门的时候差点被门槛绊倒，齐啸云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她。贝贝不认识她，但齐啸云认识——这是当年莫家的乳娘，姓周，府里人都叫她周妈。二十年前就是她抱着贝贝从莫家逃出去的。
“周妈。”齐啸云扶她在椅子上坐下，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哄小孩似的耐心，“您怎么来了？”
周妈没有看他。她那双浑浊的老眼直直地盯着贝贝，盯着她的脸，盯着她衣襟里露出半截的红绳。然后她的嘴唇开始抖，手也开始抖，整个人像一片被风吹着的枯叶，怎么也停不下来。
“囡囡。”她开口了，声音又细又哑，像是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了，“你是大囡囡。”
贝贝愣住了。这两个字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的，穿过二十年的时光，落进她耳朵里的时候已经轻得只剩一口气了。但她听懂了。在江南渔村，老人们管最疼爱的孩子叫“囡囡”。不是名字，是心肝，是肉，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宝贝。她小时候邻居阿婆就是这样叫自己孙女的，她站在门口听了好几回，每一回都听到阿婆叫完“囡囡”之后，那个小女孩就像蝴蝶一样扑进阿婆怀里。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站在门口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听完之后跑到河边蹲了很久，久到养母出来找她，说你这孩子怎么蹲在这儿，河风凉，快回家。
现在终于有人叫她囡囡了。她不知道怎么回应，只能愣在那里，像一根被潮水冲到沙滩上的木头，动不了，也出不了声。
“造孽啊。”周妈用袖子擦了擦眼睛，袖口那块布已经磨得起毛了，不知道这样擦过多少次了，“二十年前的事，我这个老婆子憋了二十年，今晚再不说，怕是要带到棺材里去了。”
二十年前的那个夜晚，是沪上最冷的冬天。周妈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一个穿军装的人找到了她住的小屋。那人腰间别着枪，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笑，但那笑比冬天的刀子还冷。他说，你是莫家的乳娘吧？你男人在码头扛活，你儿子在城隍庙读私塾，你婆婆住在闸北。他把这些话说得一字不差，然后靠在门框上，不紧不慢地剥了一颗花生，把花生仁扔进嘴里嚼了，才慢悠悠地接上下一句——“赵处长说了，你把孩子抱走，你全家平安；你不抱，明天码头上多一具尸首，城隍庙后头也埋一个。”
“赵坤。是赵坤的人。”齐啸云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贝贝听得出来，那低沉底下压着的东西是恨意。她听得出这种声音——她的养父莫老憨每次提到黄老虎抢鱼的时候，也是这个声音。
周妈说她当时怕极了。她男人在码头干苦力，儿子才七岁，婆婆瘫痪在床。她一个给人家奶孩子的老妈子，拿什么跟当兵的斗？她答应了。但她也留了个心眼——她把两个孩子抱在手里，想了很久。她见过太多大户人家的孩子，双胞胎总是长得一模一样，将来认错的机会太大了。她不能让人永远分不清她们。于是她摘下其中一个孩子脖子上的玉佩，换到另一个孩子脖子上，又把另一个孩子的玉佩换过来。她把姐姐的名字挂在妹妹胸口，妹妹的名字挂在姐姐胸口。她想的是，将来万一有一天，两个孩子能活下来，能再见面，她们只要看到对方玉佩上的字，就能知道对方是谁。
“你为什么只抱走一个？”齐啸云问。
周妈沉默了好一阵子。外面的风把窗棂吹得嗡嗡响。她的手指在竹杖上来回摩挲，那根竹杖已经被她的手磨得油光水滑，关节处包了一层铜皮，铜皮上也磨出了凹痕，正好是她大拇指的形状。“那个当兵的说了，留一个在林氏身边。要是全抱走了，林氏会发疯，发了疯就会闹，闹大了对赵坤不利。留一个，她就还有根绳子拴着，再苦再难也会活下去。”
贝贝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那种嚎啕大哭，也不是那种隐忍的流泪，而是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安安静静的，像是攒了二十年的雨水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她想起今天在博览会上，莹莹站在她的绣品前，隔着三层丝绒绳子，隔着攒动的人头，隔着二十年的骨肉离散，那双和她一模一样的眼睛里倒映着她的脸。莹莹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不可置信，从不可置信变成某种被压抑了很久的渴望——那种渴望不是对财富的贪婪，不是对地位的不甘，是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的想念，是一棵被劈成两半的树重新闻到对方根系味道时的颤栗。她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在她们还没有学会叫“娘”的年纪，她们就已经被分开了。
现在她知道了。她的亲爹没有死，她的妹妹还活着，她不是被爹娘丢弃的孩子。那些在水乡被同龄孩子追着骂“野孩子”的下午，那些在被窝里数星星的夜晚，那些对着河面发呆、想象亲娘长什么样的黄昏——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困惑，所有不敢说出口的想念，在这一刻全都有了答案。
“周妈，”贝贝开口了，声音沙哑，但语气比刚才稳了，“我爹——莫隆——他还在不在？”
周妈抬起头，老眼里的泪水终于滚了出来。她等这句话等了二十年，从抱着孩子逃出莫家那天就在等。她原以为这辈子都听不到了，没想到还能活着听到大囡囡叫她一声周妈。
“在。他还活着。当年被判了枪决，行刑前一天晚上，莫隆的几个老部下把看守灌醉了，用一具乞丐的尸体换了他出来。他后来去了南方，隐姓埋名，一直在找二囡囡。”周妈说着，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布包裹了里三层外三层，最里面是一封信，信纸已经泛黄发脆，折叠处的纤维都快断了，“这是他去年托人带回来的信，让我转交给二囡囡。我不知道二囡囡在哪，就一直在等。等了快二十年，终于等到你了。”
贝贝接过信，手指触到那张薄薄的纸时，感到一阵微弱的温度。不是信纸本身的热度，而是二十年前写下这些字时那个人掌心的余温。她展开信，字迹苍劲有力，每一笔都像是刻在石头上的。
“吾儿亲启：父不知你现在何处，不知你姓甚名谁，不知你嫁人与否，不知你过得好不好。父只知道，你和你姐姐一人带着半枚玉佩，玉佩背面刻着彼此的名字。父等不到见你的那天了，只求你一件事——不要恨你娘。她为了你和你姐，在贫民窟里给人洗衣裳，一双手烂得不像样子。你爹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不是做过商会会长，不是赚过多少银子，是在那年的雪夜里，你和你姐一起抓着爹的手指，同时笑了。父字。”
贝贝把信贴在胸口，感觉到心脏在信纸下面一下一下地撞，像一只被关了太久终于挣脱了笼子的鸟。她忽然想起养父的腿。莫老憨——那个打鱼的老头——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却给了她一个爹能给的一切。他为了护着村里渔民的渔产，被黄老虎的人打断了腿，现在还躺在渔村的土炕上，下不了地。她离开村子的时候，养母塞给她两块银元和半袋红薯干，说“在外面混不下去就回来”。养父躺在床上不能动，只是看着她，什么也没说。但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养父在身后闷闷地咳了一声，她回头，看见他别过脸去抹了一把脸，手掌在脸上蹭了又蹭，蹭完了才朝她摆摆手，说：“去吧，爹没事。”那是她这辈子唯一一次看见养父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