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长椅背对着河面，面朝着一条小径。小径两旁是冬青树，叶子还绿着，但蒙了一层灰。长椅是木质的，刷着绿色的漆，有些地方的漆已经剥落了，露出里面发黑的木头。
老李坐下时，发出一声很轻的叹息。他往后靠，背贴着椅背，闭上眼睛。晨光照在他脸上，那些皱纹在光线下显得更深了，像用刻刀凿出来的沟壑。
阿黄跳上长椅，挨着老李坐下。它把身体贴紧老李的大腿，脑袋搁在椅面上，眼睛望着小径上来来往往的人。
早晨的护城河边人不多。有几个晨练的老人，穿着运动服，慢跑或者打太极拳。还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车里的小婴儿裹得像粽子，只露出一双乌溜溜的眼睛。远处有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孩子，背着书包，边走边嬉闹，笑声像铃铛一样清脆。
老李睁开眼睛，看着那些孩子。
“我孙子，”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要是还在，也该这么大了。”
阿黄不懂“孙子”是什么意思，但它听出了老李声音里的某种东西——不是悲伤，也不是遗憾，是一种更深沉、更空旷的寂寥。像深秋的原野，草木都枯了，只剩下一望无际的、裸露的土地。
“他三岁那年，”老李继续说，目光追随着那群孩子的背影，“得了肺炎。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好，没救过来。”
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抚摸着阿黄背上的毛。
“他爸——我儿子，那时候在外地当兵，赶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没了。他抱着孩子，哭了一整夜。后来，他跟他妈说，再也不生孩子了，太痛。”
老李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再后来，他跟他妈离婚了。说是感情不和，但我知道，是那件事在心里留了疤，碰不得。”老李苦笑了一下，“现在他在南方，做生意，娶了个当地姑娘，生了个女儿。每年春节打个电话，寄点钱回来。”
他望向河面。薄冰已经化了，河水静静地流着，泛着暗绿色的光泽。几只水鸟在河面上游弋，留下浅浅的涟漪。
“有时候我想，”老李喃喃道，“要是我老伴还在，要是我孙子还在，这个家，会不会热闹点？”
阿黄把头往老李手里蹭了蹭。
老李低头看它，眼里的寂寥褪去了一些，换上了温和的神色。
“不过现在有你，”他揉了揉阿黄的耳朵，“也挺好。”
他们在长椅上坐了很久。太阳渐渐升高，晨光变得明亮起来，照在身上有了些许暖意。老李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摊开在膝盖上，让阳光照着手背。
阿黄看见，老李的手背上有好几个针孔。针孔周围有青紫色的淤痕，像花瓣一样散开。有些淤痕是新的，颜色很深；有些是旧的，已经变成了黄褐色。
老李注意到阿黄在看他的手，把手翻过来，掌心朝上。
“医院扎的，”他解释，语气很平淡，“抽血，打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