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啊，”老李说，声音闷在它毛里，“我要是没了你...咋办...”
阿黄不懂。它只知道，老李在，它在。老李抱它，它就让他抱。老李抖，它就让他抖。它会守着他，像刚才那样，像从被捡回来的那天起就一直在做的那样。
抱了好一会儿，老李才慢慢直起身。他喘了几口气，扶着藤椅站起来，动作很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他走到门口，把门关上，插上插销——这次插得很紧，咔嗒一声。然后他弯腰，捡起地上那把螺丝刀，看了看，扔到墙角。
“是个贼，”老李说，像是在对阿黄说，又像是在对自己说，“看我一个人，又是个老头，好欺负。”
阿黄跟在他脚边，仰头看着他。老李走回藤椅边，坐下，藤椅吱呀响了一声。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喘气。刚才那一下，用了他太多力气。
阿黄在藤椅边趴下，下巴搁在前爪上，眼睛看着老李。雪光从窗外透进来，照在老李脸上，那张脸在光里显得格外苍老，格外疲惫。阿黄看着，心里那个沉甸甸的东西，又往下坠了坠。
过了很久，老李睁开眼睛。他看了看窗外，雪还在下，下得更大了，像有人在天空撕碎了无数张白纸，一片一片往下撒。
“下雪了，”老李说，声音很轻，“今年的第一场雪。”
阿黄也看向窗外。它喜欢雪，喜欢在雪地里跑，喜欢追着雪花咬，喜欢看老李在雪地上踩出一个个脚印，它就跟在后面，把自己的脚印踩在老李的脚印里。可今年的雪，它不喜欢。这雪太冷，太静，下得人心里发慌。
“阿黄，”老李又说，手在它头上摸着，“我刚才做梦了。”
阿黄抬起头，看着他。
“梦见我年轻的时候，”老李的眼睛看着窗外，看得很远，像在看向另一个时空，“那时候我在厂里干活，有力气，能扛两百斤的麻袋。下班了，就跟工友去喝酒，喝醉了，就在雪地里打滚，唱歌，唱《咱们工人有力量》...”
他停了一下，嘴角弯了弯，像是在笑，可那笑很快就没了。
“后来，遇见你阿姨，”他继续说，声音更轻了，像怕惊动什么，“她扎两条麻花辫，穿件红棉袄，在厂门口等我。看见我喝醉了，就骂我，可骂完了，又扶我回家，给我煮醒酒汤...”
阿黄知道“阿姨”。是照片里那个女人，眼睛里有光的那个女人。老李有时候会对着照片说话，说“老婆子，我又咳了”，说“老婆子，阿黄今天会捡石头了”，说“老婆子，我想你了”。
“再后来，她病了，”老李的声音低下去，低得几乎听不见，“肝癌，查出来就是晚期。我借遍了所有能借的钱，可还是没留住她。她走的那天，也是下雪，跟今天一样，下得很大。她拉着我的手，说‘老李，对不起，先走了’。我说‘说啥傻话，我很快就来陪你’。可这一陪，就陪了二十年...”
他停住了，喉咙里发出哽咽的声音。阿黄站起来，前爪搭在他膝盖上，舔他的脸。脸上是湿的，咸的，是泪。阿黄舔得很轻，一下，一下，像在擦，像在安慰。
老李抱住它，把脸埋在它毛里，肩膀在抖。阿黄不动，就让他抱着，让他把那些湿漉漉的、沉甸甸的东西，都流在它身上。它不懂什么是肝癌，什么是晚期，什么是“先走了”。它只知道，老李在哭，在难过，在疼。而它能做的，就是让他抱着，让他哭，让他把那些它不懂的痛，都倒出来。
哭了一会儿，老李慢慢平静下来。他松开阿黄，用手背擦了擦脸，那手背很粗糙，擦在脸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阿黄啊，”他说，眼睛红着，但眼神很清，像雪后的天，“我刚才在想，要是那贼真进来了，把我杀了，你咋办？你会不会一直守着我的尸首，直到饿死？”
阿黄不懂“尸首”，不懂“饿死”。它只知道，老李在，它在。老李不在...它没想过。从被捡回来的那天起，它就认定，老李是它的全部，是它的天，是它的地。天塌了，地陷了，它怎么办？它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