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七的清晨，天是铅灰色的。
巷子里的青石板结了一层薄冰，踩上去咯吱作响。风比昨夜更硬，像一把钝刀，一下下刮着墙皮剥落的老屋。阿黄蜷在藤椅上，鼻子埋在前爪里，只露出一双琥珀色的眼睛，死死盯着堂屋的门。
门从昨夜起就关着。张婶帮它顶上的，还用一块砖头顶住了门框。它试过用爪子扒拉，也试过用牙齿咬那块砖头，可它的牙早就磨平了，爪子也劈了叉，折腾了半夜，只把门缝扒出一道指头宽的缝。风从那缝里钻进来，带着外面世界的冷，也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不属于这间屋子的消毒水气味。
那气味让它想起昨天那些穿白大褂的人，想起老李被抬起来时，手腕上那根透明的管子，想起老李垂下去的、再也没动过的手。
它不知道“医院”是什么。它只知道，老李被那辆呜哇呜哇叫的车带走了，而它没跟上。
肚子饿得咕咕叫。昨天早上老李倒在那只旧瓷碗里的狗粮，它一口没动，现在早就潮了，结成一坨。它看了一眼，没去碰。那不是老李亲手喂的，老李不在，它不想吃。
它把下巴重新搁回爪子上，耳朵竖得笔直。
它在等。
等那个熟悉的脚步声，从巷口传来，不紧不慢，带着拖鞋蹭在石板上的沙沙声。等钥匙插进锁孔的咔哒声，等门被推开时那声熟悉的“阿黄，我回来了”。等老李弯下腰，粗糙的手掌落在它头上，带着烟草和铁锈的味道，说一句“今天乖不乖”。
可门一直关着。
外面的世界在动。卖早点的张婶支起了煤炉，油条下锅的滋啦声飘过来，混着豆浆的甜香。修鞋的瘸子叔推开了店门，那台老旧的缝纫机开始哒哒哒地响。隔壁王爷爷的收音机开了，咿咿呀呀唱着它听不懂的戏。可这些声音里，唯独没有老李的。
阿黄闭上眼睛，把鼻子更深地埋进藤椅的靠垫里。那里还有老李的气味。不是那种刺鼻的消毒水味，是暖的，像晒过太阳的旧棉絮，混着一点汗味，一点烟草味，还有一点点粥的甜味。它贪婪地吸着，仿佛能把那气味吸进肺里，填进那个被挖空的地方。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不是老李的。老李的脚步声更沉，带着一种长年劳作形成的、微微拖沓的节奏。这个脚步声更轻，更碎，停在了门口。
“阿黄？阿黄在吗？”
是张婶的声音。
阿黄没动。它听过太多张婶的声音，大多是隔着门喊老李吃饭，或者抱怨巷子里的野猫。它知道张婶对老李好，会送点自家蒸的馒头，或者一碗热汤。可现在，老李不在，它不想理任何人。
门被轻轻推开了一道缝。张婶的脸探了进来，看见藤椅上的阿黄，叹了口气。
“哎，这傻狗，还真在里头守着。”她推开门，手里端着个搪瓷盆，里面是半盆冒着热气的剩饭，拌着几块碎肉，“来，阿黄，吃点东西。你一天一夜没吃了，别把你家老李急坏了。”
张婶走到藤椅边，把盆放在地上，伸手想摸阿黄的头。
阿黄猛地抬起头，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带着警告意味的呜咽。它往后缩了缩，背靠在藤椅背上，眼睛紧紧盯着张婶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