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大义，首在‘内诸夏而外夷狄’！”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博士，引经据典，言辞激烈。
“华夏与蛮夷之别，始于血脉，成于礼法，此乃天地秩序，人伦之纲常，岂能因一篇文章而动摇？”
“若依豫王所言，则今日之僚人，明日之突厥，后日之高句丽，皆可因习我文化而成为华夏。”
“长此以往，血脉混乱，礼崩乐坏，我华夏千年传承，岂不断送于我等之手？”
“我等读书人，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岂能坐视此等‘乱天下’之言，蛊惑人心！”
另一派，则以一些思想更为开放的年轻学子为主。
他们大多出身寒门，或是亲眼见过长安城万国来朝的盛景，对大唐的强大国力，有着更直观的自信。
“博士此言差矣！”
一个名叫陈子昂的年轻学子，站了出来。
他虽然年轻，但言辞锋芒毕露。
“我大唐今日之强盛，远迈两汉，也早已非《春秋》之时可比。”
“陛下乃天可汗，威加四海，万邦来朝，我大唐正当以包容四海之胸襟，纳天下之英才，方能开创万世不拔之基业！”
“昔日孝文帝行汉化之策，方有北魏之盛，今日我大唐反其道而行之，以我华夏之文明，去教化天下万族，使其皆慕我衣冠，习我礼仪，有何不可？”
“至于血脉之说，更是无稽之谈，试问，上溯千年，谁敢言自家血脉之纯粹？”
“圣人云，‘有教无类’，看的不是出身，而是德行。
豫王殿下此论，正是此意。
只要心向大唐，心向文明，便是同胞，有何不妥？”
这场发生在太学的辩论，只是一个缩影。
整个长安城，凡是识字之人，几乎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一场新的“华夷之辨”，在贞观九年的春天，悄然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