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讨论听起来很散，其实都围着一个点。
那就是怎么把未知变成可操作。
会议开到后半段，争论反而更激烈了。
国安的同志坚持要把现场定成高风险目标，至少短期不能放松。
外交部的同志说不能只围不谈，否则主动权永远拿不到。
总参代表问，如果对方提出先派人去大唐怎么办。
这句话出来，桌边几个人都安静了。
这个问题前面大家都在绕着走，现在总算摆到了桌面上。
去还是不去，这是个问题。
这些都不是胆子大就能解决的。
社科院老教授倒是先说了自己的意见。
“如果事情走到那一步，我建议要有人去。”
“历史研究不是隔着玻璃看标本。”
“真有机会看见活的贞观，我愿意去。”
国安的同志立刻皱眉。
“您这是学者冲动。”
“真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老教授也不退。
“你们考虑安全，我理解。”
“但事情若是真的，我们老坐在会议室里打转，也不会长出答案。”
“有些问题，只能到现场去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