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陆深的生活，重新回到了它应有的轨道上。
余若音事件在他手中落幕后的这三天，整个香港站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站长麦卡伦照常在每天上午十点召集晨会，照常用他那种不紧不慢的中西部口音布置工作任务。
一切如常。
陆深甚至开始按照既定的年度工作节奏，着手准备十二月的年终述职材料。
按照他此前的规划，述职结束后，他将以拓展亚太区域情报源为由，向总部提交一份为期半年的轮岗申请，目标岗位锁定在兰利总部的东亚分析处....那是距离靳友岱最近的合法路径，也是他为后续一系列行动所设计的关键跳板。
半年轮岗，站稳脚跟，建立人脉，摸清靳友岱当前的处境和安全状态，然后从容布局、逐步介入。
时间充裕，节奏可控。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至少，在那个念头到来之前，陆深是这样认为的。
……
陆深坐在办公室里，手边摊开着一份东南亚某国的政经分析报告，他正用红笔在边缘空白处做批注。
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切成一条一条的光带，斜斜地落在办公桌上，空气中浮动着细微的灰尘。
一切都很安静。
安静得像一潭死水。
然后，毫无征兆地.....
那个念头来了。
“靳友岱的暴露，从来不是因为余若音。”
红笔在纸面上划出一道锐利的偏移。
陆深的手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