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假的？”对面的人端着茶碗的手顿了一下，“不是说已经结案了么？”
“结什么案？蓝国公人在外头，还没回来呢。他那义子在大理寺都招了，强占民田、杀人灭口，烧了人家房子，一家老小一个没跑出来。”
说话的人把茶碗往桌上一墩，“啧啧……”
旁边桌一个老者听了半截，插进来一句：“我那在户部当差的侄子说，那周家的媳妇还来京师告过状呢，皇城门口敲了登闻鼓的。”
“敲了鼓又怎样？人家是国公，你我是什么？人家府上出来的马队，比你全村的牛都多。”
这些对话在城南的茶棚里、城西的酒肆中、城北的菜市口，以几乎相同的句子在不同的口舌之间流转着。
有人说蓝玉在西北就杀过降卒，有人说他在京郊的庄子比亲王的还大，有人说他府上养着三百个家将，个个都带刀。
那些话像滚水一样从一口锅漫进另一口锅，沿着茶摊、酒肆、布庄的柜台和傍晚巷口的乘凉处一道一道地漫过去，把整座城池的地面浸得湿漉漉的。
七月二十二，午后。
林昭换了一身藏青色的直裰，头上没有戴冠，只用一根竹簪束了发。
他在禁足期间消瘦了不少，这副扮相走在街上，像一个清瘦的读书人，不惹眼。
他只带了刘安一个人跟在后头，穿短褐扮作随从，远远地缀着。
两人沿着御街南行，拐进了一条两侧满是茶棚酒肆的巷子。
林昭选了中间一家挂着旧布幌子的茶棚坐下来，要了一碗粗茶。
茶棚不大，搭着竹棚，八九张桌子。
他到的时候日头正烈，棚下已经坐了五六桌人，蒲扇声、碗碟声、说笑声混成一片。
他选了个靠边的位置，正好能听见旁边那桌人的对话。
那一桌坐着三个穿短褐的中年人，看打扮像是行商或跑腿的脚夫。
其中一个正端着茶碗眉飞色舞地说：“我家隔壁有个小贩，前几日去京郊贩货，回来说那两户人家烧得只剩下墙根了。说是蓝国公派人去烧的，那蓝福在大理寺都招啦，是国公爷让他做的。啧啧，一家老小一个没跑出来。”
旁边的人接过话头：“告？他拿什么告？蓝国公什么人？那是打过捕鱼儿海的，朱家的江山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你告他？你前脚敲鼓，后脚房子就着了。”
“我听说，”第一个开口的人忽然压低了声音，“蓝国公在京郊的田庄子，比县衙还大。他府上养着三百个家将，个个都带刀。谁敢告他，那烧的不是房子，是告状人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