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飞，穿过厚重的雨云，进入平流层。月光从舷窗照进来，洒在辻政信苍白的脸上。他低头看着手中的金币，突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一丝温度，像是一张精心制作的面具，僵硬而诡异。
“等着吧，“他说，声音轻得只有自己能听见，“不管是蒋介石，还是东条英机，还是那些看不起我的老家伙们……我会证明，只有我，才能拯救这个帝国。“
飞机向东飞去，向着西贡，向着上海，向着南京。而在它身后，缅甸的大地正在暴雨中颤抖。英帕尔的日军士兵在饥饿中等待死亡，安德森中校在威士忌的香气中筹划反击，本多政材在眉苗的别墅里对着地图叹息，那个被铁链悬挂的缅甸人在地下室里慢慢流血，他的血顺着地板的缝隙滴落，在楼下形成了一小片暗红色的水渍。
没有人意识到，或者说，没有人愿意承认——战局的天秤已经开始倾斜，而且倾斜的速度，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快。
辻政信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他梦见了东京的樱花，梦见了神社的鸟居，梦见了自己身穿戎装，接受天皇授勋的场景。在梦里，他是英雄，是救世主，是帝国最锋利的刀，是照亮黑暗的太阳。
他没有梦见那些被他杀死的人。那些人的脸，早就被他刻意遗忘在了缅甸的泥泞里，连同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恐惧与希望，一起被碾碎在历史的车轮下。
飞机在云层上平稳飞行，引擎的轰鸣声像是一首单调的挽歌，为即将沉没的帝国，为所有在疯狂中迷失的灵魂，轻轻吟唱。
三天后，英帕尔前线。
佐藤少佐被一阵剧烈的腹痛惊醒。他蜷缩在散兵坑里，感觉肠子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拧成了麻花。那种疼痛从腹部蔓延到全身，让他的额头渗出豆大的冷汗。痢疾。雨季的丛林里，没有干净的水，没有消毒的食物，痢疾像瘟疫一样在日军中蔓延。昨天还有力气走路的士兵，今天就已经变成了排泄着血水的活尸。
“少佐……“山田军曹爬过来，递给他一个水壶，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摩擦，“喝点水吧。“
水壶里装的不是水，是雨水，混着泥土和腐烂树叶的雨水。佐藤喝了一口，立刻又吐了出来。他的胃已经空了，吐出来的只有绿色的胆汁，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苦涩。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燃烧，仿佛有一团火在腹腔里燃烧，要将他从内到外烧成灰烬。
“英军……有动静吗？“他艰难地问，每说一个字都像是在吞刀子。
“没有，“山田摇头，他的眼窝深陷，颧骨突出，脸上的皮肤紧绷得像是一张鼓面，“但他们昨晚又空投了一批物资，我们能听见运输机的声音。还有……还有坦克引擎的声音。他们在集结，少佐，他们在准备反攻。“
佐藤闭上眼睛。他想起家乡的稻田，想起母亲在村口挥手的身影，想起出征前在神社抽的那支签——“大吉“。那支签现在还藏在他贴身的口袋里，纸已经泛黄，字迹已经模糊，但他依然记得那个神官微笑着对他说的话：“这是上上签，您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平安归来。多么遥远的词语。他现在连明天能否活着看到日出都不敢确定。
“山田，“他轻声说，声音虚弱得像是一缕轻烟，“如果我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回福冈。告诉我的母亲……就说我……“
他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地方，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没有人会收集他的骨灰。他会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腐烂在缅甸的泥土里，变成那些参天大树的养分。也许几年后，会有某个缅甸农民在这里开垦荒地，翻开泥土时发现一具穿着破烂军服的骨架，然后随意地将它扔到一边，继续耕作。
而在一千米外的象鼻堡，安德森中校正站在晨曦中，看着远处集结的谢尔曼坦克和印度步兵。晨雾刚刚散去，阳光透过薄雾洒在坦克的装甲上，反射出冰冷的光芒。他的左耳在晨风中微微发痒，那是旧伤在提醒他——时候到了。那是1942年在仁安羌留下的纪念，当时他被日军的炮弹碎片削掉了半只耳朵，差点就送掉了性命。从那以后，每当天气变化或者大战将至，那只残缺的耳朵就会开始发痒，像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全体注意，“他拿起无线电话筒，声音冷静而坚定，带着一种久经沙场的沉稳，“准备出击。今天，我们要把日本人赶出英帕尔。为了1942年，为了仁安羌，为了所有死在他们手上的人——前进！“
坦克引擎轰鸣，大地颤抖。钢铁的履带碾过潮湿的泥土，留下一道道深深的痕迹。印度步兵们跟在坦克后面，他们的眼神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许多人来自新加坡，他们的家人、朋友死在了日军的屠刀下。今天，是时候讨回这笔血债了。
战局的天秤，终于彻底倾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