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特心里不由深深鄙视：和他老爹一样！
但转念一想，人家就那样还把自己给比下去了。亨特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弗吉尼亚上大学的日子，想起那个金发碧眼的啦啦队长，想起自己花了三个月才鼓起勇气约她，结果被她男朋友——橄榄球队的四分卫——堵在食堂门口揍了一顿。于是，对自己当年的悲催遭遇又心疼了半分钟。
“上校，“戴维的声音从下面传来，“机枪阵地布置完毕，请求检查。“
亨特收起望远镜，把对托尼的鄙视和对往事的唏嘘一并压进心底，转身下塔。
杨希真这会正坐在跑道边。
他坐在一只倒扣的弹药箱上，军服的下摆铺在大腿上，像一张安静的帘子。他帮忙看管布林德的行李箱和电台——那个老烟枪被亨特拽走问话去了，临走前把行李扔给杨希真，像扔给一个保姆。行李箱是那只橄榄绿色的军用帆布箱，上面用白漆写着“b.linder“和一串军邮编号。电台是一台scr-300，背包式，天线折断了半根，布林德说“凑合能用“。
杨希真顺便瞧着机场上忙忙碌碌的人群。
克钦人在砍木桩，工兵在推跑道，英国人在擦机枪，护士在搭帐篷，缅族人在搬运物资，托尼在艾琳面前表演大力士。还有跑道边堆积如山的单兵急救包——绿色的帆布小包，上面印着红十字和“firstaid“字样，堆得像一座绿色的小山，足有上千个。史迪威的参谋部似乎预料到了什么，或者说，在为什么做准备。
此番来到密支那让他感慨万分。
此地当初若不是被日军抢占，杜聿明决策失误，数万大军就不会去钻那要命的野人山，枉死大半了。1942年，就是在这里，在密支那，杜聿明拒绝了史迪威向印度撤退的建议，执意要穿越野人山回国。结果，第5军的三万精锐，在胡康河谷的沼泽和瘴气中折损过半，无数士兵不是死于日本人的子弹，而是死于蚂蟥、毒蛇、饥饿和绝望。
杨希真就是从那片沼泽里爬出来的。他记得那个克钦向导的脸，记得他如何用缅刀割开吸在腿上的蚂蟥，记得他如何在第三天死于疟疾，尸体被草草埋在落叶下。他记得自己背着三个伤兵，在丛林里走了七天，最后只有一个活了下来。
他望着跑道尽头那片浓密的丛林——那里曾经是公路，现在已经被藤蔓和榕树重新占领。两年前，他从那个方向逃出来，像一条丧家之犬。两年后，他坐着飞机，从天上飞回来了。
“杨医生？“
杨希真回头，是西格雷夫。老医生端着两杯咖啡走过来，递给他一杯。咖啡是速溶的，带着一股焦糊味，但在这潮湿的清晨，热气腾腾。
“谢谢，戈登。“杨希真接过杯子，双手捧着取暖。
西格雷夫在他旁边的弹药箱上坐下，两人沉默地望着跑道。远处，布林德正被亨特拽向梅里尔的营帐。
“布林德上校，“西格雷夫说，“他看起来……有心事。“
“每个人都有心事，“杨希真说，“在这地方。“
二人先前从利多乘坐一架小型侦察机飞过来。
那是架l-5“哨兵“式联络机，单发，双座，机身小得像一只蜻蜓。布林德本来打算坐c-47，但奥尔德准将说运输机要优先运送“战斗人员“，像布林德这样的“前线观察员“——天知道这是什么职称——只能坐侦察机。
当飞机在层层叠峦、氤氲笼罩的库邙山上空穿行时，杨希真回想到两年前在这片林莽中的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