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林德心头明白，经过在原始丛林间的艰苦穿越行军，又跟日本人干了两仗，大家伙真是不容易。
他走过那些沉默的士兵，一个中国士兵，来自88团的、杨毅的部下，正在用缅刀削一根木棍，动作机械而缓慢，像一位正在制作某种陪葬品的、古老的工匠。他看见一个美国士兵——来自m纵队的、麦基的老部下——正在用针线缝补自己的军靴，手指被针扎破了，鲜血滴在泥地上，像一颗颗微小的、正在消失的、红色的星星。
剩下这些，算是忍耐力和战斗力都足够强悍。
但还能坚持多久？一天？一周？一个月？布林德不知道。他只知道，史迪威需要他们，麦卡蒙需要他们，密支那需要他们。但“需要“不等于“关心“，“命令“不等于“可能“。还需要他们再坚持下去，但要大家挺多久他也没底。
杨希真这边让人帮忙把几大包布林德特意给大家准备的好运牌香烟和口香糖等物资卸下。
那些物资是布林德从自己的配额里省出来的——或者说，是从“乔大叔战车号“的补给舱里“借“出来的。好运牌香烟是美国兵的最爱，那种带有薄荷味的、清凉的烟草，能暂时麻痹神经，能暂时忘记痛苦。口香糖是箭牌的，能清洁牙齿，能缓解口渴，能在没有水的时候提供一点唾液的湿润。
他把物资转交给闪电后，又说了些安慰的话。
麦基站在一棵榕树下，脸色阴沉，他接过物资，没有道谢，只是点了点头，像一位正在接收某种微不足道的、贡品的君主。
“拉姆斯，“他说，声音像砂纸打磨木头，“告诉麦卡蒙，我们留下。但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亨特。是因为雄狮。是因为——“他顿了顿，目光移向那些正在输液的、剪掉裤子的士兵，“因为我们都走不了了。“
杨希真在一边拿出笔记本，顺便把查帕堤的情况做了记录。用铅笔记录下每一个数字——伤员人数、病患人数、弹药存量、食品存量、以及那些无法量化的、正在慢慢消失的、士气。他的字迹工整而清晰，像一位正在完成某种神圣使命的、虔诚的书记员。之后他才再跟布林德一起离开。
他们乘坐吉普车，沿着那条泥泞的“公路“返回。后视镜里，查帕堤的竹屋在雨雾中渐渐模糊，像一幅正在被水洗去的、古老的水墨画。布林德抱着空了的铁盒——金尼逊的骨灰已经交给了亨特，但现在他手里又多了另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从查帕堤收集的、那些无法辨认的、混合在一起的、劫掠者的遗物。
回到西机场已临近黄昏。
云层重新合拢，像一床潮湿的、不透光的被子。夕阳从缝隙中挤出最后一缕光，照在跑道上，反射出湿漉漉的、近乎刺眼的、血红色的光。
杨希真见跑道两侧又多了很多或躺或坐、疲倦不堪挂着彩的中方士兵。他们像一群被遗弃的、正在慢慢腐烂的庄稼，覆盖着白色的、被雨水浸透的床单。有些床单下露出一只苍白的手，有些露出一只穿着草鞋的脚，有些则什么都露不出来——因为尸体已经被包裹得太严实。
杨希真赶紧去问，原来被困火车站的150团两营终于通过白刃战自行杀出突围，刚回到西机场收容整顿。
欧阳爵做到了。
那个年轻的广东副营长，在江边仓库里坚持了两天两夜，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组织了一次近乎自杀的、夜间白刃突围。他们用刺刀，用缅刀，用拳头，用牙齿，在日军防线的缝隙中撕开了一道口子，但此番伤亡接近500余人，损失十分惨重。
两个营，原本约八百人。现在，能自己走回来的不到三百，被担架抬回来的约一百，剩下的——约四百人——留在了火车站的铁轨上，留在了江边仓库的瓦砾中，留在了伊洛瓦底江的浊流里。
杨希真站在跑道边，望着那些或躺或坐的士兵。
他看见一个年轻的湖南兵——也许来自衡阳，也许来自长沙，也许来自张少奎的同一个村庄——坐在泥地里，怀里抱着一支没有刺刀的步枪，像一位正在守护某种神圣遗物的、孤独的守墓人。他的脸上有一道从眉角到下巴的刀伤，伤口还在渗血，但他似乎没有感觉到疼。
他看见一个年长的军士，约四十出头，在这个年纪本不该出现在前线，躺在担架上，胸口缠着绷带，绷带上有血迹在慢慢扩大。他的眼睛半睁着，望着天空，嘴唇在无声地翕动，一个女护士被临时征召的翻译，跪在一个伤员旁边，正在用绷带包扎他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