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一八八章文化利器(第2/2页)
邺城三市十二坊的书铺里，这篇文章的抄本在短短几天之内便被抢购一空，书铺掌柜们忙着雇人日夜抄写，抄书匠们写到手腕酸痛也不及需求的速度。
文章从邺城传到洛阳时，正是十月初。
洛阳太学的学官将《新桃花源记》贴在太学正门的告示栏上，不到半个时辰便被学生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有人高声朗读前半篇《桃花源记》原文，读完之后全场安静了，然后朗读者继续读后半篇，读到“此非清也，乃懦也”时，人群中有人倒抽了一口凉气，更多人则低下了头，不知道在想什么。读完全文之后，告示栏前沉默了很久很久。
一个素来仰慕陶潜的太学生忽然把帽子摘下来捏在手里，说了一句“五柳先生亲笔承认自己以前是错的，我等还有什么脸面继续躲在书斋里清谈误国”。
旁边几个年轻学子闻言纷纷点头，当天下午便结伴去了洛阳城外的流民营，给难民送去了几车干粮和几十件旧衣裳。
文章传回洛阳谢府时，谢道蕴的几个堂姐妹围坐在后花园里传阅。最年轻的小堂妹读完之后哭了，说以前读《桃花源记》只觉得那个地方好美好让人向往，现在读了《新桃花源记》才明白，那座桃源是避难者建起来的，真正的桃源应该在每个人心里。
士林风气的转变比陆悬鱼预想的要快得多，也深得多。洛阳太学里，清谈会的热度明显下降了。
从前那些名士们聚在一起争辩“有无之辨”“言意之辨”，一辩便是三天三夜，辩完之后往往便去喝酒听曲；如今清谈会虽然还在开，但议题已经从玄学义理转向了更实际的民生话题。
有人在清谈会上公开说“阮籍当年骂我们不知道米价，五柳先生如今骂我们独善其身，两位老前辈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们再不改，还有什么脸面自称名士”。务实之风在短短几个月间从太学蔓延到了官场，又从官场蔓延到了市井。
慕容冲在太极殿里读完《新桃花源记》，放下抄本，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命人将陶潜请入宫中，在御书房里赐座，亲自请教治国之道。
陶潜也不推辞，在御书房里坐了一个多时辰，用他从庐山深处走出来之后这大半个月的所见所闻，给慕容冲讲了不少他在沿途看到的民间实情。
他讲道，治国之要不在多立法令而在轻徭薄赋，不在多建宫殿而在与民休息。又说他这一路从庐山到邺城，经过江州、襄阳、洛阳三座大城，最大的感受就是百姓不懒——只要赋税合理，商路畅通，自然有商贩愿意进城交易，有农人愿意开垦荒地，有工匠愿意改进工艺。
朝廷要做的不是管这管那，而是把该放的事放给市场，把该管的事管好，把那些盘剥百姓的中间环节一个个拆掉。
慕容冲听完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从御案后站起身来，朝陶潜深深行了一礼——不是长辈对晚辈的随手回礼，是帝王向贤者请教之后郑重其事的揖礼。
他命有司将陶潜的治国建议整理成文，纳入朝廷正在修订的新政纲要之中。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这八个字，被周浚用工楷写在了新政纲要的扉页上，成为了继新商法之后大燕朝廷在经济政策上的核心理念。
谢道蕴在永宁坊老槐树下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赠陶潜，诗题只有四个字——《赠五柳先生》。她用那支她惯用的紫毫小楷笔，一笔一划地写在素白的桑皮纸上：
“五柳门前旧隐君，百年高卧谢尘纷。
岂知今日文章伯，亦是当时鸾鹤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