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部长走了以后，刘国清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黎玉，山东根据地的老人，搞工业是把好手，被打成地方主义、右倾。李副部长，反对高指标，说基建要量力而行，被批成右倾保守。老刘更不用说了，强调质量是工业的生命，差点跟黎玉一个下场。
刘国清把烟灰弹掉，心想，这叫什么事儿？
一个管工业的部委，一下子批了三个副部长，这还能正常干活吗？
可他又一想，也不光是工业口的问题。
农业口更热闹，放卫星放得最凶的就是农业，亩产万斤、十万斤，报纸上登得热火朝天，好像明天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他是从根据地出来的，在晋西北待过，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
那地方土薄水少，风沙大，好年景能打两百斤就算老天爷开眼了。
现在有人报亩产万斤，那是把地里的土坷垃都算成粮食了。
报吧，吹吧。反正吹牛不上税。
可问题是，你吹牛吹出来的指标，底下人要当真干的。
你要亩产万斤，下面就得报万斤；
报不出来，那就是你不努力，就是你的思想有问题。
一层压一层，压到最后，倒霉的是那些在土里刨食的老百姓。
他把烟掐了，站起来走到窗前。
工业怎么发展，本质上要看农业的盘子有多大。
农民手里有余粮，工业才有饭吃；农民饿着肚子，你机器造得再多，谁来开？
刘国清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他在一机部干了这几年，太清楚了——很多政策不是制定的时候出了问题，是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
一层一层往下压，每个环节都要出政绩，都要放卫星，到了基层就成了天方夜谭。
怎么破局？他想了想，觉得没什么好破的。
这种大势，不是他一个司长能扭转的。
人们都说三十五岁是人生的一道坎，现在看来有点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