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之后的日子，像一锅熬到了火候的老汤，不再翻腾，只冒着细细的泡。
崔天阳的生活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每天天不亮起来，院子里打水洗脸，陪易中海吃早饭，然后骑上车去泰丰楼。
后厨的灶火照旧燃着，马红的手艺也长进了不少。
于得志依旧蹲在墙角磨刀，偶尔抬头骂一句“火太大了”或者“盐别放那么早”。
一切跟从前一样，又跟从前不太一样。
来泰丰楼吃饭的老主顾里，有人认出他，会多看他两眼，然后低头跟同伴说一句“就是那个种麦子的厨子”。
崔天阳听见了也只当没听见，手里的炒勺不停，菜照炒，火照看。
四月里，他去了通县一趟。
是市农业局安排的巡回报告会。
通县礼堂里坐了满满当当的人，有各乡的农业干部，有生产队长，还有几个跟他一样穿着布褂子、指甲缝里带着泥的老农。
崔天阳站在台上，还是那套讲法。
不念稿，不摆数据表格，就讲他这三年怎么过来的。
讲到选种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动作——弯腰，伸手，像是在田里捏起一株麦穗。
他讲一株一株地看，穗大的留，粒瘪的扔。
底下那些老农听着，有人点头，有人拿铅笔头在本子上记。
讲到抗旱那一年，他停下来喝了口水，说：“那年旱得厉害，蓄水沟都见底了。后来打了口井，水不多，可够浇那几畦地。再后来下了场暴雨，麦子没倒。我蹲在地里，抓了一把土，湿的，能攥成团。那会儿我就知道，成了。”底下有人鼓掌，拍得不太整齐，可挺响的。
散了会，有个通县的老农挤到台前，伸手摸了摸他放在桌上的麦穗标本。
那老农黑脸膛，手上裂着口子，指甲盖里全是泥。
他把麦穗凑到鼻尖闻了闻，又拿手捻了捻穗子上的芒，抬头问：“你这麦子，好是好。可俺们那儿地薄，肥少，种这个能行不？”
崔天阳说：“能行。北平一号不挑地。你施多少肥，它长多少劲。你不施，它也能收个七八成。”